近日，一則“楊樂樂被騙788萬”消息被大量轉載，受到網友廣泛熱議，討論內容各有不同。一時間，“合同詐騙”也成為熱詞，再一次進入公眾視野。合同詐騙相關法律問題更值得關注。經濟交易與合同詐騙的界限到底如何劃分？股權糾紛和合同詐騙兩個法律程序如何進行？受損利益又將如何得到救濟？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從表面上看，合同詐騙罪的實施者不按約履行合同，造成了合同另一方的數額較大的經濟損失。而經濟糾紛也可能由于雙方或單方的違約行為，即履行合同存在瑕疵或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也可能因為合同一方的欺詐行為而導致合同撤銷，給交易一方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在日益迅猛發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認清合同詐騙罪行為和經濟糾紛上的違約行為，對于優化經濟交易環境，保護交易者合法權益大有裨益。　　從本質上看，合同詐騙罪與經濟糾紛的違約行為和欺詐訂約，在主觀、客觀行為等方面都具有本質上的差別。具有違約、欺詐性質的行為，嚴重到法律所規定的一定程度，就構成了犯罪，關鍵是看是否滿足刑法所規定的四大構成要件。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欺詐手段，騙取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一是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單位。法律沒有做特別限制。也就是說，如果個人虛構單位或冒充其他單位實施合同詐騙時，以個人合同詐騙罪論，相應刑罰和賠償責任由個人來承擔。如果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的，該單位也構成合同詐騙罪，相應的刑法和賠償責任由單位和相關個人共同承擔。所以區分合同詐騙的主體是個人還是單位，對于犯罪刑罰輕重和被害人損失的彌補都大有不同。　　二是行為在簽訂、履行合同中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在簽訂合同之初就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并且在履行合同過程中這種非他占有的主觀故意始終存在。如果簽訂合同之初具有非他占有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而卻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打消了非法占有的主觀念頭，則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如果簽訂合同之初仍然具有履行合同的合意，卻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仍然構成合同詐騙罪。　　三是實施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詐騙行為。詐騙方式五花八門，根據《刑法》相關規定，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以及其他詐騙方式。就貴之步實際控制人的多次合同行為而言，簽訂合同而不履行，收受占有對方財物的數額巨大，結合前后多次合同行為、公司經濟狀況以及其他相關證據材料綜合判斷，如果能夠判定他對多個交易對象的財物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直接故意，則構成合同詐騙罪。反之，則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四是非法占有了較大數額的財物，對于“較大數額”的法律規定，個人實施詐騙的金額達到5000元至2萬元以上，單位實施詐騙的金額達到5萬元至20萬元以上。個人詐騙與單位詐騙的區分　　從司法實踐中看，區分個人詐騙和單位詐騙具有較大的實際意義，關乎受到刑罰的主體不同，更關系到被害人財產損失能夠得到賠付。從受到刑罰主體來看，個人犯罪的，只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單位犯罪，不僅要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如罰金刑，也可能牽涉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包括自由刑和罰金刑。一般情況下，對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直接責任人員的刑罰要比個人犯罪的刑罰輕一些。從被害人損失賠付能力來看，雖然合同詐騙罪的刑罰種類中有罰金刑和沒收財產，但罰金和沒收的財產都是上繳國庫的。但是犯罪主體的認定，直接決定了返還被害人財產的責任主體。往往單位的賠付能力要大于個人。而個人的賠付能力要大于皮包公司。　　那么如何區分個人詐騙還是單位詐騙呢？區分的關鍵從單位犯罪的意志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來判斷。看以個人還是單位的名義實施的詐騙，犯罪所得歸個人還是單位所屬。司法實踐中，幾種個人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的特種情形需要以個人詐騙論處的情形。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合同詐騙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合同詐騙犯罪為主要活動的；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的企業，承租人利用企業名義詐騙的；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為個人提供營業執照，名為集體實為個人的企業，企業人員以企業名義進行合同詐騙的；沒有資金、場地、從業人員等有名無實的皮包公司，利用合同詐騙的；被掛靠企業提供營業執照，而由掛靠人員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掛靠企業，實施合同詐騙的。延伸閱讀：如何防范合同詐騙，如何維權　　合同詐騙行為往往以交易行為為表象，直到合同遲遲不履行之時，才引起被害人的察覺。基于合同詐騙主體往往經濟償付能力較差，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彌補較難，合同詐騙的防范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加強對交易對象的征信查詢、業績了解、資產核查，避免被他人刻意的印象管理現象所迷惑，甚至是毫不防備地信任。另一方面，增加合同擔保設置，尋找資產狀況良好且信用口碑較好的保證人或者保值增值的抵押物作為合同履行的經濟保障，也能間接降低合同被騙風險。此外，在督促合同履行的過程中，注意錄音錄像、溝通記錄以及書面證據材料的留存。　　對于含有“欺詐”成分的合同而言，依據欺詐的不同內容和程度，可能引發依據合同訂立存在欺詐內容主張撤銷合同或確認合同無效的民事訴訟，同時，合同相對方因為相同交易陷入了刑事訴訟程序。這就是合同欺詐犯罪常常引發的刑事與民事交叉的問題。實踐中，因民事裁決需要以刑事訴訟結果為依據，故往往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則。即民事訴訟程序中止，等待刑事訴訟程序完結后再恢復審理。如果民事訴訟原告的訴求已經在刑事訴訟中得到解決，如刑事判決書中裁決被告人返還詐騙錢款或被非法占有錢款已經得到返還，則民事訴訟程序終結。如果民事訴訟原告的訴求仍沒有得到解決，則民事訴訟程序恢復，繼續對被害人利益損失的后果和責任內容予以裁決。實踐中，合同詐騙被告人涉案金額巨大，全部財產可能不足以彌補被害人財產損失，這就出現了財產無法追回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