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民間借貸借款人抗辯已還款且能提供證據證明的，出借人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證明責任

　　閱讀提示：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出臺前，對于民間借貸訴訟中借款人抗辯其已經償還借款，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的問題，司法實踐中存在差異。而上述規定的第十六條第一款已明確該情形下舉證責任應如何分配，即：原告僅依據債權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已經償還借款，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裁判要旨

　　民間借貸訴訟中借款人抗辯已經償還借款，借款人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在借款人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出借人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案情簡介

　　一、2013年10月25日，楊明治、鄭志龍、新新公司簽訂《借款合同》，約定楊明治借款給新新公司600萬元，新新公司為保證人。同月29日楊明治向鄭志龍匯款600萬元，同日鄭志龍向楊明治出具600萬元收據。借款時，鄭志龍、胡麗群系夫妻關系。

　　二、2015年，楊明治向福建省莆田市中院提起訴訟，請求：鄭志龍、胡麗群共同償還借款600萬元本息并支付違約金120萬元，新新公司對上述借款本息承擔連帶償還責任。

　　三、鄭志龍對600萬元借貸事實認可，但辯稱其已分14次還給楊明治共349萬元，并提供轉款憑證和《分期還款協議書》以證明其訴訟主張。

　　四、莆田市中院認為，楊明治提供借款合同、收據和轉賬憑證，足以證明鄭志龍向楊明治借款600萬元并由新新公司作為保證人的借貸事實存在。鄭志龍提供的還款證據雖合法真實，但與本案沒有關聯，所以鄭志龍的抗辯缺乏事實依據，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莆田市中院判決鄭志龍、胡麗群償還楊明治借款600萬元本息。

　　五、鄭志龍、胡麗群不服莆田市中院判決，向福建省高院提起上訴。福建省高院認為，楊明治主張鄭志龍支付的349萬元系雙方另案資金往來的還款，與本案并無關聯，因此其應當舉證證明雙方存在另案資金往來的事實以及349萬元與該資金往來具有關聯性。但楊明治未能舉證，因而應當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據此，福建省高院支持上訴人鄭志龍、胡麗群的上訴理由，認可其已還款349萬元。

　　六、楊明治不服福建省高院判決，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最高法院裁定駁回其再審申請。

裁判要點

　　本案楊明治依據借款合同、鄭志龍出具的收據和匯款憑證等證據，主張鄭志龍應向其償還600萬元并承擔相應的逾期還款責任。鄭志龍、胡麗群抗辯其已經償還了349萬元借款本金，并提供了轉賬憑證等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楊明治認為349萬元系為另案借貸之還款，則應當對該筆還款與另案借貸事實之間的關系承擔舉證證明責任。但楊明治未能提供充分證據。因此法院判令楊明治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認定鄭志龍、胡麗群349萬元系對案涉600萬元借款的償還。

實務經驗總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為避免未來發生類似敗訴，提出如下建議：

　　一、對于民間借貸出借人而言，應當重視證據的保全，盡可能地與借款人簽訂書面的借款協議，保存銀行的轉賬憑證，轉賬后要求借款人出具收據。若借款人抗辯其已經償還借款并提供證據證明，也不意味著出借人必然會敗訴，此時出借人應積極搜集并提供其他證明借貸關系成立的證據，諸如相關的證人證言、電子轉賬憑證等。若出借人認為借款人的還款系針對另案借貸，則應當提供證據予以證明。

　　二、對于民間借貸借款人而言，在借貸過程中也應注重證據的保全，在向出借人還款之后，應當要求出借人出具收款憑證、返還借款協議或者在借款協議上作出說明，并保存償還借款的轉賬憑證。若出借人故意提起惡意虛假訴訟，借款人可提供以上證據進行抗辯。

相關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六十四條第一款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九十條第一款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第二條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以及其他能夠證明借貸法律關系存在的證據。

　　第十六條第一款 原告僅依據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已經償還借款，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法院判決

　　本案中，楊明治依據2013年10月25日借款合同、鄭志龍出具的收據和匯款憑證等證據，主張鄭志龍應向其償還600萬元并承擔相應的逾期還款責任。鄭志龍、胡麗群辯稱，其已經歸還了349萬元借款本金，并提供了14張農行轉賬憑證、13張農行查詢憑證以及《分期還款協議書》等證據佐證。對此，楊明治主張，《分期還款協議書》系借款合同之外二者之間發生的另一筆借款，前述349萬元款項中，30萬元系600萬元借款關系中鄭志龍向其支付的中介費用，其余319萬元系對《分期還款協議書》項下借款的償還，與600萬元借款無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應承擔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第一款亦規定：“原告僅依據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已經償還借款，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故，在鄭志龍、胡麗群抗辯其已經償還了349萬元借款本金，并提供了轉賬憑證等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應由楊明治對其提出的二者之間基于《分期還款協議書》還存在另外一個借貸關系，即349萬元中有319萬元系對《分期還款協議書》項下借款的還款，以及30萬元系600萬元借貸關系的中介費用的主張，承擔舉證證明責任。但楊明治除《分期還款協議書》第五條關于“甲方將該借款在本協議簽字同時以現金方式一次性直接支付給乙方收訖，乙方確認無誤。(乙方不另立收據)”的約定外，未能提供其他任何證據。且《分期還款協議書》與鄭志龍出具600萬元借款收據發生在同日，與600萬元借款合同的簽訂僅相距4天，楊明治以現金方式出借《分期還款協議書》項下的款項，有違雙方交易習慣，其僅據此主張雙方之間存在另一筆借款、其已實際出借了該協議項下的324萬元款項，證據明顯不足。其關于30萬元款項系600萬元借貸關系中鄭志龍向其支付的中介費用的主張，亦無任何事實依據，不能成立。二審判決據此判令由楊明治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支持鄭志龍、胡麗群的抗辯主張，認定349萬元系對案涉600萬元借款的償還，舉證責任分配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

案件來源

　　楊明治、鄭志龍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740號。

延伸閱讀

　　一、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答記者問(2015年8月6日)節選

　　問：民間借貸中，借款人向他人借錢時一般要出具欠條，相應地，出借人起訴時也要持有欠條作為證明借貸關系存在的證據。僅僅提供借據或者銀行的轉賬憑證，是否能夠認定借貸關系已經發生?《規定》就借貸關系成立的舉證證明責任問題有哪些新的內容?

　　答：您提的這個問題很有針對性和專業性。民間借貸案件的事實審查，是民間借貸案件審理的難點和重點。民間借貸案件的基本事實，包括借貸合意是否形成、款項是否交付、本金數額、利息約定等多個方面，其中借貸事實是否真實發生是民間借貸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實，也是全案展開的基本依據。

　　民間借貸案件的事實認定，大多是由法官根據經驗法則，通過對證據材料的審查和其證明力的認定、判斷、取舍，并對比各方當事人不同證據的證明力，推斷當事人之間既往發生的法律關系的事實過程。這一過程中所涵蓋的經驗法則的選擇與運用，證據證明力的判斷等，都很難通過明確的法律規則來實現，更多的是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證。正因如此，司法實踐中對于借貸關系是否發生的基本事實作出判斷和認定的標準，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雖然完全統一法官心證結果在客觀上不可能實現，但通過更精細化的指引，規范事實認定的方向和進路，卻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隨著民間借貸市場的不斷發展壯大，且游離于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容易伴生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金融欺詐等違法犯罪行為，危害借款人利益，沖擊金融市場秩序。另外，民間借貸主體的法律意識淡薄，交易法律手續不完備，借貸行為隱秘性強，也容易引起法律糾紛。現實中，原告提起訴訟往往僅依據借據等債權憑證或者僅依據金融機構轉賬憑證作為證明借貸關系已經發生的證據，如果被告抗辯已經償還借款，或者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在此情況下，就存在著證明責任的承擔問題，而不能僅僅依據借據、收據、欠條等，簡單地認定借貸關系已經發生以及已經發生的借貸關系的內容。為此，《規定》提出了有關舉證責任分配的要求，即：被告應當對其抗辯的主張提出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而不能僅僅一辯了之。如果被告提不出相應的證據，或者提供的證據不以證明其主張的，則一般要認定借貸關系已經發生。當然，如果被告提供了證據證明其主張的，此時舉證證明責任發生轉移，應當由原告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需要強調的是，對于當事人主張系現金交付的民間借貸，《規定》明確要求應當結合借貸金額、款項交付、當事人的經濟能力、當地或者當事人之間的交易方式、交易習慣、當事人財產變動情況以及證人證言等事實和因素，綜合判斷查證借貸事實是否發生。這一規定也是近年來司法實踐的經驗總結，對于證據和事實認定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對廣大法官甄別真實借貸關系，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實現維護借款人合法權益，遏制違法犯罪活動的法律效果。我們將這一經驗進行修改與整合，吸收到司法解釋中，作為民間借貸案件中事實審查的規定，從而明確了此類案件的舉證責任、審查內容和審查標準。

　　二、地方高院指導意見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案件時應對當事人之間的借貸合意及出借款項的實際交付進行審查，原告僅能提供款項交付憑證，而被告提出雙方不存在借貸關系的抗辯，并且提供相應證據證明雙方之間的款項往來系基于其他法律關系產生，人民法院應對雙方之間是否存在借貸合意進一步予以審查，并要求原告對支付相關款項的具體事由、前因后果及被告未出具借條的合理原因提供證據，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雙方有借貸合意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訴訟請求。

　　三、相關案例

　　裁判規則：出借人僅依據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借款人抗辯已經償還借款，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在借款人提供證據證明之后，出借人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舉證證明。

　　案例一：西安一得貿易有限公司、吳德鴻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326號]認為，“經審查，2016年9月15日，一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吳德鴻在《債務還款說明》中簽名并加備注。該說明中載明，欠債權人張勝利1500萬元債務，一得公司共出具三張欠條(截至2015年7月)，至今本金未付，原約定利息年息24%已有幾個月未付。一得公司、吳德鴻、金志霞在原審中提交證據，用以證明吳德鴻于2015年8月6日至2016年7月29日，通過轉賬或委托他人轉賬的方式向張勝利還款28928669元。上述已付款證據所顯示的還款時間在吳德鴻簽署《債務還款說明》之前,與該說明中關于本金未付的內容相矛盾。張勝利認為該付款是給付的本案借款利息及其他借款，與本案1500萬元的借款本金沒有關聯性。張勝利在庭審中申請證人張利君作證，證明其委托其兄張利君從2012年2月9日至2015年8月14日轉借款九筆共計32293152元到吳德鴻、金志霞賬戶。一得公司、吳德鴻、金志霞在再審申請中對該證人證言內容并未否認，即對1500萬元之外與張勝利存在其他借貸關系未予否認。故一得公司、吳德鴻、金志霞所提供的已還款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已償還案涉借款本金1500萬元的主張，未盡到本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關于‘被告抗辯已償還借款，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的舉證證明責任，其申請再審的理由不成立。”

　　案例二：黃偉明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211號]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規定：‘原告僅依據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已經償還借款，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黃偉明應對自己所提出的債務抵銷主張在合理期限內客觀、全面地完成舉證。但縱覽全案，未見黃偉明向人民法院提交能夠證明付款安排中首付4627681元與其向陳繼榮所借的560萬元相互抵銷的證據。此種情況下，原判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關于‘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的規定，認定黃偉明債務相互抵銷的主張證據不足不能成立，并無不當。”

　　案例三：劉艷民間借貸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7)京民申3383號]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原告僅依據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已經償還借款，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本案中，劉艷執吳麗芳出具的14萬元借條提起民間借貸訴訟，吳麗芳抗辯已經償還借款，提交了30萬元的銀行還款憑證、說明了30萬元還款的形成過程并提交了16萬元借條、10萬元銀行轉賬憑證、相關房產證、《房改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樓房協議書》等證據予以證明。綜合以上證據，本院認定吳麗芳已經完成就其主張的還款30萬元中包括涉案14萬元借條中的款項的舉證證明責任。”

　　文章來源：民商事裁判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