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某化工廠(簡稱A廠)于2003年10月與英國某貿易公司(簡稱B公司)簽訂雙方合資組建化工有限公司(簡稱C公司)的合同。合同規定：合資公司總投資額為100萬美元，注冊資本為80萬美元，A廠出資50萬美元，B公司以30萬美元的進口設備作為投資。注冊資本由合資雙方按其投資比例在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2個月內一次性繳清。

合資公司經批準成立后，A廠向銀行貸款420萬元人民幣，于2003年12月劃入合資公司賬戶同時按合同規定的義務在辦理法律手續、基建工程、專利生產技術引進等方面都投入了一定的資金，而B公司只投入了15萬美元的進口設備，另50%的投資遲遲未到位，為此雙方發生了爭議。A廠根據雙方合資合同中的仲裁協議，于2004年2月向天津仲裁委員會提出了仲裁申請。

仲裁庭詳細審閱了雙方當事人的書面申請，答辯和有關證據材料后，注意到雙方有繼續合作的愿望且英國公司也允諾在一個月內投資到位。仲裁庭認為這是進行調解的良好契機。而A公司卻對調解心存疑慮，原因在于A公司擔心B公司是外國法人，一旦其不自覺履行調解協議，申請強制執行則成為難事。該案的首席仲裁員是某大學一位資深教授、國際經濟專業的博導、涉外仲裁員，他為A公司詳細講解了涉外仲裁案件的執行問題。1958年包括我國在內的一百多個國家簽署的《關于承認和執行外國裁決公約》(即紐約公約)中，規定了對仲裁裁決書的執行問題，而沒有涉及調解書的執行。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調解達成協議的，仲裁庭應當制作調解書或者根據協議結果制作裁決書，調解書與裁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公司可以通過請求仲裁庭根據調解協議的內容制作裁決書的方式，解決其對于執行問題的擔憂。首席仲裁員的解釋打消了申請人的顧慮，最終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仲裁庭出具了裁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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