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已經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互聯網交易中，平臺交易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形式。淘寶、京東等平臺給消費者帶來多樣的選擇，也給商家提供了大量的機會。與傳統交易模式不同，服務平臺提供者作為交易以外的第三方，在電子商務中的作用越發重要，由此也導致了權利和義務的重新分配以及責任承擔問題。其中，爭議解決條款是一個極其突出但卻又鮮有關注的問題。在本文中，小編將通過一個關于平臺訴訟管轄條款適用的案例，對此問題進行分析。

案例索引

項東林訴中山市古鎮立高燈飾電器廠買賣合同糾紛案，（2018）蘇02民終5399號，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年1月23日

案情簡介

2017年11月17日，原告項東林向一審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訴稱其在被告立高燈飾廠的天貓旗艦店購買了兩件燈具，但在被告通過快遞送貨至無錫后，原告發現被告的貨物屬于不合格產品，遂向無錫的法院提起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原被告雙方共同使用天貓網站達成買賣合同，視為共同接受了該平臺所屬的淘寶平臺的《服務協議》，根據該協議第十條的約定，協商不成的爭議解決方式為“可向被告住所地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故惠山區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應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駁回了原告的起訴。

爭議焦點

項東林不服裁定，向無錫中院提起上訴，并提出了兩點理由：第一，根據民訴法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一審法院作為合同履行地（即標的物交付地）的法院，對此具有管轄權；第二，淘寶的《用戶協議》作為格式條款，根據合同法應作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釋，即“可向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訴”應被理解為即有權向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訴，也有權向其他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

判決結果

無錫中院查明，淘寶《用戶協議》有兩處爭議解決的規定，第一處為第四部分4.4條的“交易爭議處理”，約定了用戶和其他用戶之間爭議處理的方式，其中對起訴法院并未限定在被告所在地；另一處為一審法院所根據的第十部分“管轄”約定。據此，法院認為，由于本案是平臺用戶之間的爭議，故適用于本案的應當是協議第4.4條的約定而非第十部分。無錫中院據此認定，一審法院的裁定存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適用錯誤，應當被撤銷，并指令一審法院立案審理該案。

至于上訴人提出的格式條款主張，無錫中院并未作出回應。

評析

與傳統的“點對點”式交易不同，在互聯網平臺交易中，用戶和平臺達成的服務協議往往既約束用戶和平臺之間，也規定了用戶和其他用戶之間的權利義務。這一點乍看與合同相對性相悖，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用戶在平臺上和其他用戶交易的前提是必須接受服務協議，而一旦與其他同樣接受服務協議的用戶達成交易后，服務協議就被援引并入了用戶和用戶之間的交易合同。爭議解決條款也不例外，在許多案件中，當事人從未以此類條款是用戶和平臺之間的協議而對用戶之間無約束力為由提出抗辯，而是以其他理由（如格式條款等）避免該條款的適用。由此可知，如果平臺的服務協議約定了用戶之間的爭議解決方式為仲裁，并有合法有效的仲裁條款，那么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則應當依據合同提交仲裁。

  在實踐中，適用平臺服務協議中用戶間爭議解決條款還應注意以下問題：

分清用戶間爭議解決條款和用戶與平臺間爭議條款的區別。在上述案件中，一審法院認定當事人共同接受了淘寶的服務協議，并按照服務協議確定管轄權的做法并無錯誤。然而，該法院卻適用了錯誤的條款，混淆了協議中關于“用戶與用戶”和“用戶與平臺”的約定，最終導致裁定被撤銷。從淘寶的平臺服務協議的文本內容來看，其對于這兩者的不同約定極其清晰且明確的，為何法院還會犯這樣的錯誤呢？小編認為，很可能是此類爭議解決協議往往被淹沒在大量繁瑣的條款中，容易導致忽略。考慮到爭議解決條款對于當事人有重大意義，小編認為平臺在設計服務協議時，應當將相關爭議條款置于明顯的位置。

明確格式條款相關原則的適用范圍。前述案件還有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即平臺服務協議中的用戶間爭議解決條款是否應當適用合同法中對格式條款提供方的不利解釋原則。小編認為，在互聯網平臺交易中，是否格式條款和是否適用格式條款的相關原則（包括提示說明義務、無效情形、不利解釋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還是以本案中的淘寶服務協議為例，該協議是淘寶單方制作并反復使用的，符合格式條款的基本特征。但是，《合同法》中關于格式條款規定的義務主體或者不利后果承擔主體都是格式條款的“提供方”，這就給用戶間爭議解決適用格式條款的不利解釋原則帶來法律上的困難。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淘寶平臺的用戶，無論是商家還是消費者都不是《服務協議》的提供者，如果僅因為淘寶在制定合同時存在未經提示說明或者內容存在歧義，就當然要求商家承擔不利后果，不但與《合同法》的原意相悖，也并不符合公平合理原則。

文章來源于“廣州仲裁委員會”（gzac_gziac）微信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