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艾瑞咨詢2017年12月發布的《2017年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報告》顯示，我國互聯網支付用戶規模和移動支付用戶規模已分別達到5.3億人和5.1億人，網絡信貸用戶超過1.6億人，網絡信貸超過2萬億元，第三方支付綜合支付交易規模達到154.9萬億元，其中移動支付達到100萬億元。互聯網金融的飛速發展必然帶來更多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給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帶來了挑戰，主要表現為“六難一貴”。

　　一是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與促進互聯網金融創新之間的司法理念協調難

　　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各國紛紛建立和完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成立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同時出臺了諸如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制度等以促進互聯網金融創新。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進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和互聯網金融創新的平衡。而我國目前專門規范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是有關部門的規范性文件，相關法律制度還十分欠缺，互聯網金融野蠻生長的階段還未完全結束。這無疑會使得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出現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與促進互聯網金融創新之間的司法理念協調難。

　　二是證據收集難

　　按照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的證明責任應該由金融消費者承擔。由于此類糾紛的證據多是電子證據，有關融資方的所有信息及合同簽訂的諸多證據信息均在互聯網金融平臺或者融資方，這使得互聯網金融消費者往往面臨無證可舉的情況。許多國家或地區為了保護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明確規定了互聯網金融平臺對此類證據的保留義務，如英國P2P網貸《運營準則(2015)》第10—17條明確規定了互聯網金融平臺對相關信息進行記錄和保管的義務，美國網貸協會2016年也在其制定的《市場化借貸運營標準》對此進行了規定。我國目前僅有中國小額信貸聯盟2014年11月發布的《小額信貸信息中介機構(P2P)行業自律公約(修訂版)》和上海市網絡信貸服務業企業聯盟現行的《網絡借貸行業準入標準》對此作了十分粗疏的規定。

　　三是立案難

　　在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中，投資方往往人數眾多，且互聯網金融平臺基于開放的平臺，進行混業經營、跨地區甚至跨境經營。投資方根據平臺提供的信息進行投資，而平臺為了降低投資方的風險又往往將投資方的投資分別投向多個融資方，即一位投資人提供的借款很可能會提供給多個融資人，并且雙方只是通過平臺“網來網去”。這給當事人的身份認證、主體溯源的可靠性帶來極大挑戰。由于常常無法確定融資人的身份，從而難以滿足有明確被告這一基本要求而出現立案難。

　　四是送達難

　　互聯網金融的開放性決定了服務對象的廣泛性，以P2P網貸為例，當事人分布在全國各地，而且不少當事人居住在鄉村，甚至居住在海外。被告住所地分散以及以自然人、小微企業居多的特征，使得法律文書的送達難問題突出。

　　五是執行難

　　我國互聯網金融還處于起步階段和摸索期，目前主要面臨監管風險、安全風險、市場風險、道德風險、認知風險五大風險，幾大風險的疊加常常使得一些互聯網金融消費案件出現執行難。如一些P2P 平臺脫離居間服務的定位和宗旨，違規開展“類證券”、“類期貨”杠桿業務，極易出現嚴重虧損后“跑路”現象。執行難的體現不僅僅是被告難尋、財產難找，還在于因當事人住所地分散、人數眾多和金額較小而出現的執行成本過高等問題。

　　六是與非訴程序制度對接難

　　針對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當事人分布廣泛等特點，部分國家或地區為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設計了在線仲裁與訴外調解等糾紛解決機制，并將其與民事訴訟制度如何有效銜接進行了明確規定，而我國民事訴訟制度在這方面幾乎處于空白狀態。如普通仲裁案件中，仲裁地的選擇決定仲裁所適用的程序法及有關的管轄法院，但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如果通過線上仲裁，就不存在仲裁地的問題，隨之就會出現無法依仲裁地法來保障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及裁決法律上的可執行力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如何來應對此類情形，并無法律規定。就通過在線調解或行業性專業調解機構達成的調解協議而言，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對此類糾紛的調解協議在法院的確認程序，以及法院對此類調解協議的審查界限都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目前對此的法律規制仍處于空白狀態。

　　七是電子證據收集費用貴

　　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的證據主要是電子證據，在實際證據收集過程中，可能需要在海量信息中尋找案件事實、查明所需要的證據，這可能面臨電子證據收集費用高昂的難題。如何妥當處理案件真實發現與訴訟經濟二者的平衡，明確此類糾紛中電子證據的收集成本分擔等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部分國家則對此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如2006年美國修訂了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中有關電子證據開示的相關規范，基于成本因素，在Zubulake v. UBS Warburg LLC 案中，法院將電子證據分為五種，其中三種具有合理存取性，對于不具有合理存取性的兩種，則因為其提交成本過于高昂而可以不提交。如何判斷成本過于高昂，“Zubulake Test”提出了包括“相較于訴訟標的額之全部取證成本”在內的七項考慮因素，并確立了相應的先后順序，成為處理此類糾紛電子證據收集貴問題的重要范例。

　　從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門2015年7月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到201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再到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2017年12月正式下發《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充分表明國家鼓勵和規范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決心。為了妥當及時地處理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我國應樹立加強對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障的司法理念，通過強化互聯網金融平臺的舉證責任，促使其落實記錄互聯網金融交易行為數據等制度，確立電子證據提交費用分擔制度，逐步從跨域受案制度發展到建立網上統一受案平臺，實現互聯網金融消費案件的網上開庭審理，明確與非訴程序的對接制度等，與不斷完善的互聯網金融監管等實體法律制度一起，共同促進互聯網金融的快速健康發展。

　　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