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風險極大的手術，猶如一場輸贏未定的賭局。

5月1日，《新民晚報》一篇《高風險手術前先公證  醫院無奈之舉引爭議》的報道將“術前公證”一詞再度推進大眾視野。

據報道，上周，江蘇52歲患者錢女士因病來滬治療。此前，錢女士由于頸椎疾病已在外院做了重大手術，效果不甚理想。此次坐著輪椅來到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就診，如果要治療，必須再次做手術，但錢女士病情復雜，手術風險極大，甚至可能出現生命危險。由于好幾家醫院明確表示“不敢做類似手術”，家屬再三請求醫生，堅持要求手術。為此，中山醫院答應為錢女士做手術，但要求家屬前去做一個手術公證。

我國第一例術前公證由患者家屬提出

在推行分級診療的政策之下，我國明確三級醫院主要診療急危重癥和疑難雜癥。而我國不少大型公立醫院也紛紛確立主要以急危重疾病、疑難雜癥為發展方向。

面對風險極高的手術病例，一面是需要手術治療的危重病人，一面或許是讓醫護人員聞之心寒的醫療糾紛。怎么辦？

術前公證，顧名思義，即在手術前，醫院一方就手術的整個過程及手術風險告知患方，患方承諾并愿意承擔手術后果的公證行為，從而達到雙方共同承擔風險、分擔責任的目的。而“公證”的病例大都屬于患者合并嚴重并發癥，治療風險較大，而患者本人或家屬堅決要求治療的。

事實上，我國第一例術前公證正是由患者家屬提出。

1999年3月，武漢武鋼二醫院成功地為87歲高齡的患者實施了人工股骨頭置換術。由于老人病情復雜，手術風險大，醫院不敢輕易手術。住院期間，老人因不堪病痛折磨曾三次自殺未果，隨后開始絕食。為此，在患者親屬的明確請求下，醫院與患者兒子一同到公證處辦理了公證手續。這被認為是我國公諸報端的首例實施手術公證的病例。

2000年，江蘇省錫山一位先天性嚴重眼疾患者與醫院簽訂一份醫療協議并交由公證處公證；2001年4月，河南省武警總隊醫院與78歲的患者董老太本人和家屬簽訂了術前協議并進行公證，共同承擔風險。此后，北京、上海、山東、安徽等省市逐漸出現術前公證。

術前公證，為何難推廣？

作為國內醫療水平最高的醫院之一，上海中山醫院聚集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危重疑難病人。其中一小部分風險特別大的手術，醫院要求術前公證。該院骨科主任董健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需要公證的手術并不多，大約占5%不到。且只對可以事先確定手術時間的危重手術病人進行公證，而對于要搶救的病人并不采取公證。”

上海瑞金醫院也曾在開始第一例危重病人手術公證時宣稱，術前公證只限于危重患者，院方無意推廣，更無意用其取代術前談話和手術鑒定等常規做法。

可見，術前公證并不如想象中受醫院歡迎。為什么？

目前階段，我國大部分醫院實行的是病人家屬簽訂手術前的同意書制度。手術前同意書應該讓患者詳細知道自己的病情；醫生應該詳細地跟患者和家屬解釋做手術可能會出現的后果；同時還應該詳細地列出來可能出現的合并癥、后遺癥等等。

從這個意義上說，公證書和術前同意書實質上是一樣的，僅僅相當于一種告知，它們既不是患者的“生死狀”，也不是醫生的“護身符”。

董健教授說，不是說公證后醫生的行為就不受制約了，院方也不可能推卸該承擔的責任，公證絕非救死扶傷的“附加條件”。“術前公證，只是一種醫患關系緊張下的無奈之舉。目的不是剝奪患方的權利，而是讓患方通過合法的途徑來維權。”

山東省臨沂市一公立醫院的醫生認為，“先公證，后手術”，能讓患者感覺到醫院很重視其病情和治療方式，讓臨床工作人員也更加重視這個經過公證的手術。

但是，也有不少業內人士明確提出反對術前公證。

北京某公立醫院院領導認為，如果每場手術之前都要公證，會給醫院和有關部門造成很大的麻煩。而且公證不能阻擋醫療糾紛的出現，也不能阻擋患者及家屬的起訴，公證實效并不大。

北大醫院一位醫生則認為，手術通知單就已說明了手術風險，重復公證意義不大。反而手術前要花時間公證，可能會延誤最佳手術時機，對患者不利。

律師觀點：公證不能減少醫療糾紛

由此可見，術前公證并不能讓醫療機構撇清醫療責任，患者家屬也不會放棄通過法律途徑求得公正的權利。那么，術前公證究竟有什么用呢？

《醫學界》咨詢了專業醫療律師。律師認為，不論是什么內容的協議，體現權利義務的對等是最重要的。術前公證，僅僅是增加了證明的力度——證明當時雙方簽訂這個協議確實是他們真實的意愿，證明醫院和醫生將診療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以及各種意外告知病人和家屬，讓他們慎重考慮和選擇。這是一種知情同意公證，對病人、家屬和醫生都有一個約束，既避免病人和家屬在手術之后變卦，也避免醫生篡改手術同意書。

面對高風險手術可能帶來的醫療糾紛，醫生究竟該如何做？律師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她認為，手術前，醫生應盡職盡責，充分評估和衡量手術風險，拿出最佳的治療方案，預測出可能的風險并及時采取措施，這是醫生的診療義務。

醫療糾紛亟待新“解法”

手術有風險，醫生需謹慎。在當今醫療環境下，積極探索新的調解方式與方法勢在必行。而借鑒他國經驗，醫療責任險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事實上，我國醫療責任保險的起步并不晚，至今已有10年。但由于我國在健康領域、醫療領域的保險工作缺乏有效方法，又受到醫療機構參差不齊、床位數量不等以及各地經濟發展不均衡等因素制約，醫療責任保險在我國的發展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面臨的困難更多。

2016年，上海力推“醫安保模式”，將醫療糾紛“外包”。包括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上海胸科醫院、上海市兒童醫學中心等7家醫療機構參與由市衛計委引入的“上海地區綜合醫療風險安心保障計劃”（簡稱醫安保）。該計劃利用保險平臺，保險經紀公司從最初就介入醫療糾紛的調解，在醫患糾紛化解、醫療風險管理等方面全程運作，把醫院從繁瑣的調解和理賠過程中解放出來。

據統計，截至2016年上半年，醫安保共受理并協助接待投訴及糾紛案件200余件，成功為相關醫院化解糾紛170件，代為辦結保險索賠案件15件，平均理賠的天數為6天，保險公司在所有案件中均全額賠付。

貴州省則采取醫責險統保模式，其形式為“主險+附加險”（主險即必保項目，含因發生醫療事故等，附加險即可選項目，含醫務人員遭受傷害險、法定傳染病險等）， 全省執行統一的保險方案、統一的理賠程序。截止2016年12月31日，貴州省醫責險結案率達90%以上，已完成賠款支付賠款3497.17萬元。貴州省醫責險在全國也創造了省級醫責險統保速度第一、公立基層醫療機構醫療責任風險全覆蓋速度第一、保費規模第一、保險覆蓋面第一等若干記錄。

今年3月23日，深圳市正式推出醫師執業責任保險。醫生購買該保險，出現賠償便可由第三方保險公司負責，累計賠償額度最高可達400萬元，單筆最高可達120萬元。業內人士指出，醫師責任險的推出，將鼓勵醫生對新技術、新治療方式的應用，竭盡全力幫助病人，而不是害怕責任而采取保守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