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審前羈押弊端無數，已經變為法院定罪前對犯罪嫌疑人的事實懲罰，普遍綁架著法院最終的定罪量刑。公開數據呈現了同樣罪名如果審前系取保候審，其不起訴率、緩刑率都要大幅度提升，凸顯了審前羈押對于檢察院、法院作出最終決定的綁架。同時，對企業負責人長時間的審前羈押就是對企業的屠殺，對家庭主要勞動力的長時間審前羈押就是對家庭經濟的摧毀，這其中的社會經濟成本難以統計。

顯然這也是最高檢新政頻出的原因，現有的刑事訴訟運行制度及深嵌其中的運行邏輯有其形成的時代背景，也必然受到當時社會治理能力和法治理念制約。

“抓人容易放人難”是有理念護航和制度保障的。

首先，延續羈押措施的程序簡便，變更的程序復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刑事拘留，之后的各項程序對于刑事拘留的確認色彩遠大過獨立審查色彩。審查逮捕階段，如擬作逮捕決定，通常承辦檢察官可直接作出；如擬作不逮捕決定，則承辦檢察官沒有決定權，需經繁復的匯報程序。上述程序語言意味著，已經被刑拘的人，作出逮捕決定問題不大，所以是否提訊、是否聽取其辯護律師意見不重要，有特別必要的才考慮不逮捕，因為領導只關注最重要的事。

同樣的程序語言，在起訴與不起訴，有罪判決與無罪判決內部決策匯報程序中也清晰呈現。

放人的程序復雜沒有問題，要嚴格依法、要慎重、要加強監督，但這不是逮捕、起訴、判有罪就可以更簡化處理的理由。為避免濫用權力的放人，加強內部監督很有必要，同樣為避免怠于審查草率延續上一訴訟階段的結論，加強外部監督也同樣重要，最高檢《聽證辦法》最值得期待的也在于此。

其次，抓人可能獲得正向獎勵，放人必然被重點復查。至今各派出所尚有刑拘指標，如果在某專項行動中，各地公安機關的辦案數量更是必須力爭上游，這是很多工作評比的基礎條件。但是否聽說檢察院不捕率、不訴率大評比，法院無罪判決、二審改判大比武？實際上不捕、不訴、無罪等始終是內部的重點復查范圍，重點復查意味著高度懷疑在這些案件中存在司法不當行為，甚至是違法行為。

第三，主流媒體對于公、檢、法英模人物的宣傳，絕大多數都是打擊犯罪的先鋒形象，而因為察微析疑、明辨冤錯案件作出不起訴的檢察官、判決無罪的法官則鮮有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