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看見一律師有這樣一番話：“刑事案件律師所起的作用小，這是我國的司法體制造成的，所以律師‘怪事怪話’多。正因為如此，我多年前即放棄辦理刑事案件了（以前也才辦理幾起），覺得幫不上當事人的忙，好像是騙錢。”。對這種言論，我們實在感到詫異！

當然，我們相信這是該律師執業的真實感受，但是他僅因為自己以前辦理的刑事案件敗訴的的情況，就想當然地發出了刑事辯護沒用的感慨，也過于輕率。刑辯到底有沒有用？且慢下結論，我們先來討論一番。

一、誰有資格評判刑辯有沒用呢？

應當說資深的刑辯律師、檢察官、刑庭法官，專門研究刑法、關注刑辯的法學家和專業媒體人士，最有資格就此話題發表意見。

誰有資格評判刑辯有用沒用呢？如果從言論自由的角度講，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刑辯沒有調查、研究的人、辦理刑事案件不多的律師，或者很多年不辦理刑案的律師等，都不適宜對此話題發表意見，所發表的觀點也是沒有說服力的。

那么，誰有資格說刑辯有用沒用呢？應當是資深的刑辯律師、檢察官、刑庭法官，或者是專門研究刑法、關注刑辯的法學家和專業媒體人士，特別是那些辦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或者辦理了不少大案要案的辯護律師，最有資格說刑辯有用否。當然，就個案而言，委托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也是最有資格說刑辯有用與否的人，有用沒用，值得不值得，旁人無法理解他們最真實的感受。 目前律師界的主流觀點是刑辯越來越艱難，風險也越來越大，但沒有幾個專業人士說刑辯無用，即使有，那些只是竊竊私語，上不了臺面，或者說是個別人的偏激觀點吧。

而上面提到的那個律師，他沒有辦理過幾個刑事案件，且放棄刑辯很多年了，僅憑個人經驗，就提出刑辯無用的觀點，是否過于主觀、武斷？

二、刑辯有用沒用？

從不同的角度、標準看問題，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1.某些情況下，刑辯的確沒用。

有些被告人本來就實施了犯罪行為，而又總希望律師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將“有罪”辯成“無罪”。應當明白的是，委托人請律師，應當是“請律師辯護”，而不是“請律師判決”，奢望律師擁有法官生殺予奪的權力，達到重罪輕判、輕罪不判的效果并不現實。從這個角度講，律師不能幫委托人達到不切實際的目的，律師的作用不大。

2.還有些情況，刑辯不僅沒有用，甚至還是有害的。

首先，有些案件因為律師的介入，檢察院反而會向法院施加不當的壓力，法院也會故意作出加重的判決，這樣的情形是客觀存在的。中國社會一向以權力為中心，而權力又一種天然的“尋租”本性，你找律師辯護，其實是間接損害了擁有權力者的收益。從這樣的角度看，刑辯有害，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不請律師是中策，請好律師是上策，請差律師是下策?！比绻闫刚埩艘粋€“蹩腳律師”做辯護，應當可以預言，他將把案件的審判引向更加崎嶇的道路。此時的刑辯是沒用的，甚至還是有害的。

三、刑辯真是沒有用嗎？

從社會現實、律師業務能力的提高和律師行業自身的健康發展等方面來說，刑辯的積極作用，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容置疑的。

1.刑辯有用與否的標準。

經過律師的據理力爭、強力辯護，保住了被告人 的“人頭”，是否可以說刑辯有用呢？經律師有力辯護，被告人被從輕、減輕處罰，是否可以說刑辯有用呢？還有大量的刑事案件，因為律師的強力介入，使得檢察院撤回起訴，對于這種情形，是不是也可以說刑辯有用呢？

我們不能夠僅把“死罪”辯護成“活罪”、“重罪”辯護成“輕罪”、“輕罪”辯護成“無罪”和“有罪”辯護成“無罪”作為刑辯有用的唯一標準，畢竟刑辯不是顛倒黑白、是非不分。

眾多成功的刑辯案例證明，許多刑事辯護律師是實實在在地為被告人作辯護，而不是在“走過程”，更不是在“騙錢”。大家可以上一些知名的網站，如中國刑辯網、中國律師網，也可以上一些知名律師開設的個人網站，甚至可以查閱一下相關的法院公告和法律年鑒，你都可以找到大量成功的刑辯案例和大量因刑辯而出名的辯護律師。我們還能夠說眾多刑事律師所作過的刑辯都是無用的嗎？顯然不能。

2.從提高律師業務能力的角度講，能說刑辯無用嗎？

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刑事辯護最能考驗一個律師的邏輯思維能力、庭辯技巧、法律專業功底、責任感等綜合素養，因而也最能體現一個律師的水準，被譽為“律師成名的搖籃”。上面提到的那個律師，不辦刑案，恐懼刑案，很難想象他會有多高的法律操作水平。

3.我們不能夠因為個案刑辯的無用，或者個案刑辯一時的無用，就得出刑辯無用的結論。

在杜培武案中，辯護律師盡力為被告人辯護，但法官最終也沒有采納律師的合理辯護意見，能據此說該律師的辯護無用嗎？中國一個德高望重的律師前輩坦言，他辦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敗訴的，能說他的刑辯無用嗎？杜培武案、聶樹斌案、佘祥林案、胥敬祥案等冤案經過媒體的曝光，讓司法機關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也給他們以后的審判工作敲響了警鐘。到了今天，你還那能說律師的辯護是無用的嗎？如果認為刑辯無用，而拒絕為被告人辯護，這就是失職，所以我們

才會聽到記者的追問：“在佘祥林、胥敬祥案件中，為什么聽不到律師的聲音？”我不知道前面提到的律師又會怎樣回答。

4.中國刑事案件辯護的無罪率，公認的數據是3%左右。相對于中國每年數十萬件刑事案件而言，3%的比例涉及的絕對人數又并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每一年，律師為多少人洗清了“冤屈罪名”？又有多少家庭因此而過上正常的生活呢？

5.從自身行業健康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們能夠片面強調司法體制的弊端、片面強調刑辯難、刑辯險，刑辯收入低，而回避刑事辯護嗎？顯然不能，整個律師行業因此而回避刑辯，那是對律師職業道德最嚴重的背叛，最終會影響到律師行業的健康發展。

刑辯有用嗎？連強大的、最排斥刑辯的國家機器都不敢否認刑辯的積極作用，還立法明確規定了法律援助制度和指定辯護制度，還有誰能說刑辯無用呢？

四、從中國法治的角度講，刑辯的積極作用不容質疑；律師回避刑辯，就是對行業道德的背叛，就是對冤假錯案的放縱，就是對正義的褻瀆，就是對人權的踐踏，就是對法治的破壞，就是最大的失職。

1.律師不是商人，維護社會正義是律師的天然使命，如果每個律師都鉆進錢眼，不辦刑事案件，那中國的法治豈不是沒有了明天？喪失了社會責任感，怎能做一個合格的律師？又怎能獲得當事人的信賴？律師行業的的好聲譽又從何而來呢？

2.每當我們出差到東莞，凌晨走在東莞街頭，都會擔心會不會被當作三無人員抓起來，成為第二個孫志剛。中國是人治國家，不按規則辦事，每一個人都可能被冤入獄，每一個人都可能受到國家的非法侵害。刑辯律師作為維系司法公正的鐵三角之一，對維護公民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推動中國法治進程，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治國家，理想的訴訟結構應當是法院居中、律師和檢察院對抗的“鐵三角型”的訴訟結構。因此只要律師不出庭，不參與刑辯，就是放縱冤案的發生，就是對權利的放棄，就是對中國法治的破壞，就是律師的最大的失職！律師，神圣的律師，你能說刑辯無用嗎？

五、辯護詞、代理詞法官到底看不看？

是法官都不看律師的辯護詞、代理詞，還是法官都不看某些律師的辯護詞、代理詞呢？

這里有一件事：兩年前，一個留學歸來的律師與我們討論開所事宜時，說到辯護詞、代理詞沒什么用，法官也不會看。當時我們聽了，就知道無法跟他合作了，因為彼此的風格差異太大了，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可否認，中國律師行業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不少律師的文書水平較低，特別是“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得文書所發揮的影響、作用有限，有些法官的確不看律師的代理詞、辯護詞，更別說采納律師的意見了。這是事實，但它不應當成為律師自甘墮落的理由。

我們多年從業的真實感受是，辯護詞、代理詞對案件處理結果有相當大的影響，而法官也會認真地看我們的辯護詞、代理詞。就我們過往打過的許多勝訴案件來看辯護詞、代理詞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并且在我們對律師執業水平的考量中，已經把律師寫作法律文書水平的高低，作為了重要的衡量標準。

我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法官會認真地看一些律師所寫的文書并對其辯護觀點予以大量采納？我們認為，律師文書是律師法學功底、文字水平、實務經驗、訴訟技巧的濃縮和載體。在律師文書中，律師的水平如清澈見底的河水，一覽無余，一見高低。我們一貫堅持有理由的話才說，無理由不亂說的原則，書寫每一篇辯護詞、代理詞都要字斟句酌，力圖每一篇辯護詞、代理詞都具備法理性、邏輯性、鑒賞性、鼓動性。

因此，與其說辯護詞、代理詞沒用，不如好好研究一下為什么自己的辯護詞、代理詞沒用，從而好好提高自己的專業水準。刑事辯護同樣如此，與其嗟嘆刑事辯護作用小，不如認真反省為什么自己的辯護如此無用，踏踏實實地提高自身的專業水準。

人，容易以自己的經歷想當然地判斷問題，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就存在問題，又豈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人，尤其是律師，應該多些換位思考，只有開放性地換位思考，每天進步一點點，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律師。

作者：王思魯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來源：“金牙大狀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