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fā)生爭議的，首先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只有按照通常理解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才應采用不利解釋原則。連帶共同保證中保證人減少時，應按實際保證人人數(shù)平均分配保證份額。

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fā)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

案情簡介

　　2010年8月26日，案外人馬達榮和原告顧善芳與被告林興鋼、鐘武軍及“張小君”與案外人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余姚支行簽訂了最高額保證合同一份，合同載明：原告顧善芳、被告林興鋼、鐘武軍及“張小君”自愿為債務人（馬達榮）自2010年8月26日起至2011年8月26日止，在債權人（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余姚支行）處辦理約定的各類業(yè)務實際形成的債權的最高額折合人民幣3500000元提供擔保。但該最高額保證合同中“張小君”的名字并非被告張小君本人簽名。案外人馬達榮分別于2011年2月21日、2011年5月31日與案外人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余姚支行簽訂了兩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額分別為950000元和600000元。后案外人馬達榮沒有履行償還責任，原告分別于2011年8月1日、2011年9月30日、2011年12月15日向案外人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余姚支行清償案外人馬達榮的借款及利息分別為200000元、834000元和541207.46元。

裁判結果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

　　馬達榮向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余姚支行借款，由原告顧善芳及被告林興鋼、鐘武軍作保證，且保證人之間沒有約定保證份額，保征人應承擔連帶責任。在馬達榮未履行還款義務時，原告及林興鋼、鐘武軍均有義務履行代償義務，現(xiàn)原告向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余姚支行代償了馬達榮的借款本息，原告有權要求林興鋼、鐘武軍承擔應當承擔的份額。《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額保證合同》上雖明確保證人有四人，但被告張小君未在合同上簽名，故本案實際保證人只有三人，顧善芳和林興鋼、鐘武軍應各自承擔三分之一的份額，即525069.15元。鐘武軍辯稱與馬達榮約定應由張小君先簽名后，再由鐘武軍作保證，但無證據(jù)證明，故法院對該意見不予采納；鐘武軍辯稱馬達榮和顧善芳、三被告與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余姚支行簽訂的《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額保證合同》未生效，《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額保證合同》第8.1條約定：本合同自合同各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之日起生效，至主合同項下債務本金、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賠償金、實現(xiàn)債權的費用及所有其他應付費用償清之日起終止。對該條生效條件應當認為是合同當事人在該合同上簽名或蓋章后，即對該當事人生效。在該合同上“張小君”并非其本人簽名，故該合同對張小君未生效，對顧善芳及林興鋼、鐘武軍已生效，且具有約束力。故對鐘武軍辯稱的《浙江泰隆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額保證合同》未生效的意見亦不予采納。鐘武軍辯稱顧善芳變更訴訟請求，已超過了舉證期限，但顧善芳變更訴訟請求，是在第二次開庭時，法庭出示司法鑒定意見書后，且法院已給原、被告重新指定舉證期限，故顧善芳可以變更訴訟請求。

　　鐘武軍不服一審判決，向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

　　本案二審的爭議焦點是，一、上訴人鐘武軍提供的保證是否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二、涉案最高額保證合同是否生效；三、被上訴人顧善芳在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時是否知曉“張小君”并非其本人所簽，從而可以對債權人泰隆余姚支行的代償請求提出抗辯。

　　一、上訴人鐘武軍提供的保證是否系其真實意思表示。法院認為，本案鐘武軍、顧善芳、林興鋼以保證人身份分別在涉案最高額保證合同上簽名，為借款人馬達榮向泰隆余姚支行的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的意思表示真實。因各保證人與泰隆余姚支行沒有約定保證份額，放應依法認定為連帶共同保證，泰隆余姚支行有權要求任何一個保證人承擔全部保證責任。因鐘武軍并未提供證據(jù)證明其提供保證是以張小君本人提供保證為條件，故其上訴提出的因“張小君”并非該本人簽名，故鐘武軍在最高額保證合同上簽名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的主張不予采信。鐘武軍、顧善芳、林興鋼與泰隆余姚支行之間保證合同關系依法成立。

　　二、涉案最高額保證合同是否生效。對此，法院認為，涉案最高額保證合同屬于泰隆余姚支行預先擬定的格式合同，該合同第8條約定，該合同自各方簽名或蓋章之日起生效。對此條款雙方當事人有不同理解。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的規(guī)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fā)生爭議的，首先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因本案各保證人并非作為一個整體對泰隆余姚支行的債權提供擔保，而是各保證人分別提供擔保，故按通常理解，該合同第8條約定的內容應理解為合同自每個保證人分別簽名或蓋章后生效。因此，上訴人鐘武軍提出的此點上訴理由法院不予采納。本案最高額保證合同對被上訴人顧善芳、一審被告林興鋼、鐘武軍均具有法律拘束力。

　　三、被上訴人顧善芳在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時是否知曉“張小君”并非其本人所簽，從而可以對債權人泰隆余姚支行的代償請求提出抗辯。對此，法院認為，上訴人鐘武軍并未提供證據(jù)證明顧善芳在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時已知曉“張小君”并非其本人所簽。在此情形下，顧善芳作為保證人代為清償債務人的債務并無不妥之處。在其代為清償后，有權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要求其他保證人平均分擔。因此，鐘武軍提出的此點上訴理由沒有事實依據(jù)，不予采納。綜上，鐘武軍的上訴請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審判決認定案件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案例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