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的詞義看其所側重的感情色彩與重點方面均有所不同，“欺詐”側重的是行為方式與性質(zhì)，而“詐騙”則更為注重行為的目的與結果，與欺詐相比詐騙的范圍相對較窄，其不僅有以欺騙手段使他人產(chǎn)生錯誤認識，還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

而欺詐的范圍則較為廣泛，其有編造虛假事實或隱瞞真實情況的欺詐行為并意圖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但卻不要求具有犯罪目的即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兩者比較，“詐騙”的感情色彩及道德評判相比而言比“欺詐”更強。

《民法通則》與《刑法》對欺詐與詐騙也作出了相應的區(qū)分。《刑法》相關罪名中使用的“欺騙”、“欺詐”與“詐騙”，當該罪名上使用“詐騙”時則已具有犯罪目的，例如《刑法》中第224條規(guī)定的合同詐騙罪以及金融詐騙罪章節(jié)中第192條至198條規(guī)定的8種犯罪，要么在法律條文中直接使用詐騙、騙取或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并未使用欺騙或欺詐等詞匯。

而對于刑法中犯罪的成立條件不要求其目的性時，如第175條的騙取貸款、票據(jù)承兌、金融票證罪以及第160條的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等均未使用“詐騙”一詞。因此，非法占有為目的是構成詐騙罪的成立條件之一，反之，不具有該目的則構成欺詐類犯罪。民法及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條款均規(guī)定為欺詐，可見刑民法律關系中的欺詐都不包含非法占有目的，故符合詐騙的犯罪僅僅是欺詐犯罪的特殊形式。

 合同民事欺詐

我國民法及合同法等法律條文中對欺詐均作出了相關的規(guī)定。

最高法在《民法通則》第68條中規(guī)定，行為人故意編造虛假事實或隱瞞真實情況，導致相對人陷入錯誤并做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該行為則為欺詐。

其次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經(jīng)營者向消費者提供相關的服務或商品時存在欺詐，消費者主張權利要求其賠償時，則所賠償數(shù)額應為消費者接受服務費用或購買商品價格的一倍。該規(guī)定形成了民事欺詐懲罰性的賠償模式。

在《合同法》第52條，行為人以脅迫或欺詐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致使國家利益遭受損害的合同無效；第54條之規(guī)定，行為人以脅迫或欺詐的手段，使相對人違背其內(nèi)心意愿而與之簽訂合同，損害方可以請求對該合同予以變更或撤銷。

以是否侵權為標準劃分民事欺詐行為，包括侵權法中的欺詐行為與法律行為制度中的欺詐行為兩種情形，侵權法中的欺詐主要承擔的是違法責任，法律行為制度中的欺詐主要體現(xiàn)的是行為效力，而合同民事欺詐屬于后者。

合同民事欺詐一方面以簽訂、履行合同使其行為表面合法化；另一方面以騙取財物的手段誘使相對人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其違背了誠實信用與意思自治，利用合同獲取非法利益，掩蓋對方侵權的本質(zhì)。

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指刑法第224條之規(guī)定，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欺騙手段，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他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其采取的手段是指以下情形：

（1）冒用身份或虛假單位與他人訂立合同的；

（2）行為人以偽造、變造或作廢的票據(jù)等虛假證明作擔保的；

（3）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先以部分履約的方法，誘使相對人繼續(xù)簽訂合同并履約；

（4）收取相對人支付的定金、貨款等財物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騙取他人財物的概括性規(guī)定。

合同民事欺詐為合同詐騙罪未達到刑法規(guī)制的狀態(tài)，而合同詐騙罪則是合同民事欺詐的犯罪化，兩者均存在編造虛假事實或隱瞞真實情況不同程度上的欺詐行為，主觀心態(tài)上均為故意，合同民事欺詐僅使對方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而合同詐騙罪則最終為騙取他人財物。

區(qū)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

對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的比較，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位階性，如果該行為成立合同詐騙罪，則必定也構成合同民事欺詐，兩者主要體現(xiàn)在主觀的超過要素“非法占有為目的”與“危害后果”。

如果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故意內(nèi)容，但涉案金額尚未達到刑事立案的追訴標準，則其僅能構成一般的合同詐騙行為；如果行為人獲取“數(shù)額較大”的不正當利益，但卻僅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則認定該行為是合同民事欺詐。

只有當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欺騙行為，騙取“數(shù)額較大”的財物，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