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不論是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還是社會公眾，都對刑事辯護存在一些不正確的認識和理解，這既影響到對刑事辯護功能和作用的定位，也影響到社會公眾對刑事律師辯護行為的認同和理解。很有必要進行厘清，以正本溯源。

文 | 袁志

一、代表正義

這種對刑事辯護認識的誤區廣泛存在于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中，“為人辯冤白謗”是律師第一天理就是典型的說法，給人感覺刑事辯護律師的工作都是在伸張正義，代表著正義，和強勢的國家公權力在抗爭。

其實并不然，刑事辯護制度以及刑事辯護律師存在的價值是保證刑事法律適用的正當性和準確性，有防冤糾錯的一面，但并不代表所有的正義，也絕非是正義的天使。刑事辯護律師所維護和挽救的被告人，很多確該受到法律的制裁。簡單的以代表正義自居，很難對律師全部辯護行為的正當性進行解釋，容易陷入倫理上的悖論。

如對惡貫滿盈的罪犯，刑事辯護律師想盡各種辦法讓其逃脫法律的嚴懲；對事實有罪，但證據不足的被告人，刑事辯護律師為其進行無罪辯護；對知曉的能夠證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證據，刑辯律師基于保密義務予以隱瞞等等。這些都符合律師職業倫理，但未必能被稱之為代表正義，至少沒有代表社會公眾對正義的全部需求。

二、勝訴才是最好的辯護

單純從競技對抗的角度以及委托人的期望而言，當然是能夠獲得最佳的效果，贏得訴訟的勝利。但如果把勝訴作為評價辯護好壞的標準，則不無問題。

首先，在刑事訴訟中，很難有一個清晰準確并為各方都認同的勝訴標準。若單純以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判斷，由于存在法官自由裁量權以及各方利益需求不同，在法定量刑幅度內，多少才稱得上勝訴。若以委托人是否滿意為標準，委托人內心的期望價值當然是越輕越好，越少越好，律師已經盡力做到最好了，委托人也不一定滿意。

其次，有的刑事案件，律師是很難有大的辯護空間和左右騰挪的余地，律師如何辯護對被告人的實體結果影響不大。如在貪污賄賂犯罪中，被告人犯罪數額剛好上了10年以上的刑檔，在無法定減輕處罰情節時，怎么辯都會在10年以上處刑。在這種情況下，對律師的辯護行為的好壞無法以是否勝訴進行評價。

個人理解律師的作用更多是體現在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為委托人提供建議和幫助，讓當事人做出適當的判斷和選擇，避免當事人遭受到不必要的損失，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最好的辯護，而不是是贏得訴訟的勝利。

三、技巧和雄辯勝于事實

律師辯護需要訴訟技巧和良好的口才，但如果認為靠技巧和雄辯就能取勝則是錯誤的。案件的成敗以及是否取得好的結果關鍵在于案件事實和證據，技巧和雄辯只是更好的把所需要表達的意見充分表達出來，并為法官、檢察官理解和接受。過度迷信技巧以及強詞奪理并不一定都有助于案件取得好的結果。

這是因為，一個好的辯護的前提是忠實于案件事實和證據，讓辯護意見和辯護行為表現得客觀中立，實事求是，而不是試圖用技巧或者雄辯掩蓋事實和刻意回避對委托人不利的證據。歪曲事實和扭曲證據所導致的結果只能讓人認為辯護律師不客觀，雖可能在場面上取得優勢，但無法得到法官、檢察官的認同。

如委托人的陳述不真實，不符合情理，一定要為其進行似是而非的解釋或堅稱是客觀真實的；不正面應對委托人行為中不當之處，加以回避和掩飾，甚至于睜眼說瞎話；不區分程序行為是否能夠影響到實體結果，過度或者濫用訴權，拖延訴訟等等。

雖然那種“程序做足，實體從重”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但如果辯護律師枉顧事實和證據，使用技巧和進行雄辯，事實上是很可能出現“程序做足，實體從重”的結果，損害到當事人的實體利益。

四、無罪判決意味正義的實現

有人把刑事辯護稱為”荊棘編成的王冠”，并把取得無罪判決稱為“王冠上最璀璨的寶石”。足以說明獲得無罪判決對刑事辯護律師的吸引力，也是刑事辯護律師成功和榮耀的表現。

但如果把無罪判決就認為是正義得到了實現，則是大錯特錯的。 在無罪判決中，很多是代表了正義的實現，但不是所有的無罪判決，都能被認為實現了正義，在極端情況下，正義并沒有得到實現，甚至是蒙羞。

這是因為法律上的無罪并不等同于事實上的無罪。無罪判決很多是因為事實和證據以及法律規定上的原因。因為事實和證據以及法律規定上的原因導致的無罪，則未必正義得到實現，至少沒有實現所有人的正義。

如因為沒有達到證明標準，遵循疑罪從無原則被宣告無罪，如因為罪刑法定原則，有社會危害性但無法定罪。這樣的無罪判決就很難說滿足了所有人正義的需求。在我代理的一件案件中，法院最終因證據原因，遵循疑罪從無原則宣告了無罪。過了一段時間，碰到主審該案的法官，法官問我，你是否知道案件的真實情況是什么。我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只是從案件現有事實和證據看，不能證明我的委托人有罪，但真的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或許只有天知道。

無罪判決客觀上是存在放縱的可能性，這種放縱目的是為了維護整個法律制度，是在冤枉和放縱之間所進行的理性選擇，追求的是更高層面的法律價值，在個案之中并不意味正義得到了實現。

鏈接：

在中國，刑事司法實踐注定是一個不會風平浪靜的時空領域。近一段時間，在新一代領導集體主張依法治國，取信于民的執政新理念的推動下，司法實踐面貌煥然一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成了一個時代的呼喚和追求。新時代總是令人向往的，新理念總是催人奮進的，新口號總是鼓舞人心的。然而在中國，由于傳統歷久的歷史法制文化作祟，由于現實社會的各種吊詭現象作梗，在刑事司法實踐中，代表公權力的公訴機關攜警方的強勢之力一路呼嘯而來，同樣代表公權力的國家審判機關有時還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公訴機關相互配合，而代表被告人的刑事辯護律師常常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進行著無力的辯護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于是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出現佘祥林、趙作海、呼格吉勒圖等一些被冤枉的案件就顯得不足為奇了。盡管在這些被冤枉的案件審理過程中，刑事辯護律師們極盡全力作出了無罪辯護，要求司法機關謹慎行事、嚴格執法，防止冤屈，但在曾經的不正確司法觀念的支配下，這些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聲音往往像一陣輕風拂過似的不被引起關注，以致釀成諸多千古冤案。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刑事司法實踐怎么啦？刑事辯護為什么如此不受重視？難道中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一直要在付出血淚的代價后才能引起警醒而走上正軌嗎？所有這些問題促使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也到了應當重新確認刑事辯護應有的社會價值和法律價值的時候了。

一、刑事辯護的話題倍感艱難

中國的刑事辯護一直是一個非常沉重和艱難的話題。這是因為：它既長期處于歷史發展過程中時代定位的缺失、刑事審判議論席上應有角色的缺席和面對大量刑事被告人急需要刑事辯護而它卻面臨著自身數量、力量和能量缺乏的狀態，有時又在某些個案上呈現出極其敏感詭秘的現象，以致引起某些社會觀念明顯分裂的各方高度關注而備受爭議。在一些引起媒體和輿論關注甚至引起公眾轟動的案件中，刑事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往往承受著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壓力。

這些現象的出現與存在，與整個中國法治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隨著一聲聲慷慨激昂的“我代表×××判處你死刑”的宣判，一聲聲槍響之后，便是一具具倒在血泊之中的污穢尸首。大浪淘沙，這種處在敵對斗爭中以成王敗寇歷史情事為線索而進行描繪的雜劇話本固然不足為憑。但不可遺忘的是，在新中國政權建立之初的百人大會、千人大會乃至萬人大會上，隨著主持者的一聲令下，一個個被五花大綁的“有罪者”魚貫而行地被押上主席臺。旋即又一聲令下，這些“有罪者”便被押往刑場就地執行槍決的種種場面倒是令人記憶猶新。在這種決定一個人生殺予奪的場合中，人們不是很難看到刑事辯護律師在場為被處置者作一些哪怕是“軟弱無力”的辯護和辯解，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進行刑事辯護的時代空間。

中國的刑事辯護的這種歷史遭遇，不但與中國古代律師被貼上訟棍、訟師的標簽，以致留下了不好名聲的法律文化傳承密切相關；而且也與中國古代社會本屬于家國同構式的家天下社會結構的歷史緊密相關；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家主人往往一人為主一言為定，不作興、不喜歡興師動眾打官司，由此刑事訟師和刑事辯護必然為當政者所不容。進一步而言，這種現象同時還與中國古代法律呈現出刑民不分、諸法合體的法律形式無法添加訟師的元素，從而為刑事犯罪人辯護必然遭遇立法層面的打壓有著直接關聯。由于刑事辯護在中國古代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從而也不具備法律程序上的必要性，所以訟師在中國古代的為政者或法律的視野中不可能具有“良好”的形象，反而往往被視為民間糾紛的添亂者與社會麻煩的制造者，這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訟師存在價值的基本定位，正如有學者所言：“在傳統的社會里面，訟師素來受人輕賤，他們的形象……是貪婪、冷酷、狡黯、奸詐的，最善于播弄是非，顛倒黑白，捏詞辨飾，漁人之利。”[1]這就是中國古代關于訟師一個最形象的歸納。

基于此，中國傳統的政治法律制度決定了訟師和刑事辯護的艱難起步。春秋時期鄭國的鄧析，既是一個政治家、思想家和名家的重要創立者，也被認為是中國古代訟師的鼻祖。鄧析擅長訴訟，其辯論之術無人能敵，史書記載其往往能夠“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鄧析還聚眾講學，向人們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方法，相當于今天的普法活動，并幫助別人訴訟。《呂氏春秋》記載：鄧析“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而學訟者不可勝數。”相當于收取律師訴訟費，但廣大民眾對他還是十分信任和敬重，紛紛愿意接受他的幫助，參加他的法律知識普及和法律技巧運用的培訓活動。然而，鄧析的這些行為舉止被當政者視為洪水猛獸，擾亂民心，破壞社會秩序，因此被當時的當政者駟欲視為禍害而慘遭殺害（一說為子產所殺）。而歷朝歷代對所謂的訟師也是倍加歧視，并以法律的手段加以禁止懲處。例如，《唐律·斗訟》規定：“諸為人作辭蝶，加增其狀，不如所告者，答五十。若加增罪重，減誣告一等。”[2]到了宋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衙門每每結案之前，幾乎必先辦訟師，以為警戒。

可見中國古代訟師就是這樣被視為影響社會和諧、挑詞訴訟的不安定分子。究其社會背景和歷史發展的深層原因來看，這種對訟師低下的社會定位和品質評定是由中國古代專制集權體制所決定的，并通過專制文化的宣傳逐步灌輸、影響到整個社會，從而形成一種負面的法制文化。在這種文化傳承里，根本就不承認訟師的辯護也是社會法制一個重要的元素，是對司法過程中可能出現或存在的司法專橫或司法不公現象的一種監督和制約。專制的法制文化自認為權力具有至上性，從來不承認權力與權利之間存在矛盾、也有沖突。刑事訟師雖然是一種嘗試在權力與權利之間進行職業說理的群體，但在表現形式上卻被認為是在和整個專制體制抗衡。所以即使權力與權利之間存在著矛盾沖突也不需要有專門的職業群體作為緩沖地帶進行化解甚至決不允許訟師作為權利的代表與權力體制進行抗衡，進而不可能專門設計出精巧的法律程序為解決這種矛盾沖突提供一個擺事實、講道理、循法理的平臺，從而導致訟師從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成為這個社會的對立面而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甚至一些訟師無法擺脫鄧析一般的命運而成為野蠻體制的犧牲品。后人由此清晰可見，中國古代刑事訟師在法律程序發展史上一直處于尷尬的地位，這一職業從一開始就具有高度危險性，為當政者所不容，為立法層所打壓，為社會所鄙視，這是中國法制發展進程中的一種歷史性缺憾。

二、刑事辯護的道路倍顯曲折

往事越千年，中國社會跨過層巒疊嶂，進入到了新的歷史時期，但中國的法治進程依然充滿著曲折和艱難。與此相適應的，刑事辯護的話題依然十分沉重，即使在執政高層經過歷次浩劫，痛定思痛決意要跨入法制門檻，開啟法治建設的序幕后，盤點近幾十年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我們依然會發現中國歷史上輕視刑事辯護的法制傳統和文化傳承仍然是中國法治的沉重包袱，刑事辯護依然命運多舛和倍感艱難。

其實在世界范圍進行現代化法治建設的過程中，如何看待刑事辯護制度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法治成熟程度的一個參照系數。從中國社會當年審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法庭布局中，檢法兩家居中正坐于法庭中央，而刑辯律師只是偏坐一隅，直到今天法庭布局雖然已做了“三角形”平面設計，但制度設計者的骨子里輕視刑辯律師的思維觀念似乎仍然滲透在某些人的血脈之中，以至于各種不堪的現象時有發生。盡管我們清楚地知道，已經見諸于各種媒體報道中的各種負面事例與更多的正面事例相比畢竟屬于極少數。但我們更應該清楚地知道，沉積于冰底下的不正常事例還是大量存在，而潛伏于冰底下的暗流有時更為洶涌。往事不堪回首，但現實并不樂觀，其深層原因還在于今天的刑辯律師有時在某些地方依然被一些國家機關和社會機構視為一種異己的力量，以至于刑辯律師的尷尬遭遇時有所聞，隨處可見。對刑辯律師的非議、懷疑、責難，甚至連熟諳法律的某些司法機關和司法工作人員，也會對一些刑事律師抱有偏見，在一些律師會見被告人的場合，警察往往現場進行監督，防刑辯律師猶如防賊；在某些刑事訴訟中，一些公訴人員視刑辯律師為仇寇，惡言相加；在某些有爭議的刑事案件審理的法庭上，有些審判人員明顯出現價值偏向，以致鬧出一些故意刁難刑辯律師，阻攔或者取消刑辯律師的辯護，更有甚者強行扣押、驅趕刑辯律師的鬧劇來。而《刑法》第306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妨害證據罪更是一柄懸在刑辯律師頭上隨時可以掉下來的達摩克利斯劍，于是“李莊事件”不幸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標志。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本來幾經風雨之后，當中國社會備受治統磨難，重提建設法治國家的宏大敘事時，理應該給刑辯律師些許眷顧，還其一個法治同盟軍的社會應有地位，讓其體面和從容地出現在法庭之上和公眾面前，但中國的刑辯律師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走出歷史給定的宿命。刑辯律師常常被人們誤解甚至指責為思想新潮而性格怪異，賣弄知識而作秀表演。他們往往會以出眾的睿智，淵博的學識，敏銳的思維，不屈不撓的頑強堅毅在法庭上進行著各種抗辯，但又往往被人誤以為見錢眼開就為罪大惡極者開脫罪名，錢財到手就會鉆法律的空子，以致刑辯律師應該受到道德性譴責的噓聲時有響起，一些非法性刁難現象的發生就不足為奇了。其實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法治發展過程中，刑辯律師為“犯罪者”開脫罪名本身不是自說自話，善于鉆法律的空子就等于發現法律的漏洞，從而為法律的進一步完善提供另一種參考意見，這是一個社會意欲進行法治建設應當支付的必要代價。當然從律師從業者的構成成分和職業品德來說，律師隊伍中會有害群之馬，但正像公務員隊伍中也有腐敗分子一樣，這是社會的一種客觀現象。但這并不能成為評價刑事辯護是否有益于社會的一種主觀依據，更不能否定刑辯律師事實上已為中國的法治建設貢獻著力量。客觀公正地評價中國的刑事辯護，應當要從刑事辯護與法治完善以及刑事辯護與司法公正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一個國家法治發展的大視野中加以審視。與當今一些民主與法治建設得比較成熟的國家相比，中國的刑事辯護發展還顯得遠遠不夠。我們應當看到在當今的一些國家中，刑辯律師已經作為國家刑事法治建設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他的公開身份就是一個平等刑事法律關系中的被告方主體的同盟軍。

細細想來，中國社會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形成的路徑依賴并不可能一下子發生變軌，幾十年來所欠下的陳債也不可能一下子還清，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在進行中國式法治建設的發展進程中，至今還未建立起平等的刑事法律關系新概念，這對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在法治社會中，幾乎每一種法律規范都規定并調整著某一方面特定的法律關系，比如民事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婚姻法律關系、債的法律關系、買賣法律關系、合同法律關系等等。然而在中國的刑事法領域，中國社會至今還沒有建立和形成現代化的刑事法律關系新概念，誰與誰發生了刑事法律關系？怎樣發生刑事法律關系的？這些依然是待解的理論難題與實踐問題，以至于相對刑事辯護律師的公、檢、法本是一家人的觀念和表現還十分強烈和明顯，正所謂公、檢、法就是“同一條戰壕中的戰友”，“開門三家店，閉門一家親”的說詞形象地表現了這種思維觀念深層的歷史成因，這種觀念和現象深刻地表現了當下我國刑事司法領域公、檢、法這種特殊的“神圣同盟”關系。在這種司法體制下，作為被告方同盟軍的刑辯律師當然被視為是一種異己的力量、攪局的因素，因而怎么會給刑辯律師一個觀念中的平等地位呢？因此，不對當前這一“神圣同盟”關系進行破解，刑辯律師在刑事法庭上仍然和必然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而繼續扮演著一個悲情的角色。

三、刑事辯護的價值重構猶為重要

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中國刑事辯護的困境是否有解困秘方？今后的刑事辯護出路在哪里？刑事辯護的價值如何體現？筆者認為如果不從歷史的深處吸取教訓從而在法治觀念上確立刑辯律師應有的社會地位和存在價值；如果不從法律制度上確立刑辯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和應有權利；如果不從刑事司法實踐中必須要求刑辯律師進行法律身份的重新自我確認和堅守刑事辯護具有重大法治意義的那塊狹小陣地，那么，中國的刑辯律師就有可能要么永遠只是“裝模作樣”地通過“三言兩語”的辯護去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要么只是通過“悲情表演”去贏得社會一抹理解的眼光而仍然無濟于刑事審判公平正義的實現。因此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呼吁，盡快建立和確認刑事法律關系新概念，從而使刑事辯護的價值在平等、公正的刑事法律關系確立和追求正義的過程中得到體現。

刑事法律關系是指由國家刑事法律規定并加以調整的控罪主體與涉罪主體因涉及違法犯罪事實為解決犯罪構成和刑事責任而形成的一種相互間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國家對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實行不干涉主義的刑事政策，刑事法律關系只是一種原告與被告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兩造具備，升堂問案，師聽五辭，斷案定讞，就是當時這種刑事法律關系的寫照。隨著國家干預主義的興起和強盛，現代絕大多數國家對于刑事犯罪都實行國家公訴制度，即由國家的某一公共機構擔當起這一特定的社會角色。即使這樣，國家仍然需要設立一個價值中立的公共機構超越刑事法律關系公正地擔當起居中審案定讞、評斷是非的公義責任，這就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但是審判機關必然被要求必須跳出刑事法律關系的沖突范圍，只是居中審理雙方主體發生矛盾沖突的刑事法律關系，而不與其中任何一方發生直接的對立或者結盟。一旦我們認識了刑事法律關系的本質，理順了審判機關與刑事法律關系沖突雙方主體的相互關系，那么審判機關其實就像足球場上的裁判一樣，只是憑借其評價主體的獨立身份，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只依照國家的法律行事處斷。而刑辯律師與公訴機關就像足球場上的運動員一樣，只是平等地依照法律進行各自有效的攻防轉換。在這種刑事法律關系的結構中，刑辯律師的社會價值就會隨著其法律地位的確立而得到有效的反映和體現。這一價值主要體現在：

（一）給被告以一個人道的心理安慰

我們必須承認，即使在現有的刑事訴訟格局中，所有的涉罪主體都是被偵查機關懷疑為有罪而逮捕拘留，進而被檢察機關指控為有罪而送上法庭，而且其中的絕大多數涉罪主體真的都是實施了貨真價實的犯罪違法行為。也許這些人在實施犯罪時也是忘乎所以，窮兇極惡的，而且其中不乏一些人已經淪為人類的渣滓。然而一旦東窗事發，被緝拿歸案銀鐺人獄，在強大的國家機器前面，再強悍的罪犯，甚至官大如權傾一方的封疆大吏，遠者如昨日的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者，近者諸如今天待審的諸多“大老虎”們；勢強如腰纏億貫的劉漢、劉維、劉涌者之流，也都是一個個弱者而且是一個個可憐的弱者。為了體現人類的憐憫和應有的人道主義精神，確保這些罪犯應有的訴訟權利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得到保證是一個現代法治文明國家須臾不可忽視的法治問題。因此有學者指出：“對弱者權益的保護，是和諧社會內蘊的建設目標。”[3]何況我國刑事法律已有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而諸多的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不管原先在社會上如何作惡多端或者也曾一時風光了得，但是在他們中間真正懂得法律者恐怕不多，由此在身不由己感到孤獨無助的時候，其內心對未來不確定結局的恐懼是可想而知的，也可以想象其內心對法律幫助的渴望。此時刑辯律師的出場和在場當然猶如旱田甘霖，春風時雨，但這是一個現代法治文明國家應該給予“弱者”的一種人文關懷，也是一種人間應有的人道主義心理安慰。同時刑辯律師能夠從多角度為這些涉罪人員進行各種無罪、罪輕或者獲得較輕處罰的辯護，也可以給居中審案的審判人員一個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提醒，這是現代律師制度不可忽視的一個應有元素。也許刑辯律師的這種職業要求，可能和社會道德發生著價值沖突，但一個社會的文明正像“木桶”理論一樣，往往不是體現在它的高端之處，恰恰相反，文明的價值更體現在它的最低一塊木板有多高上。

中國社會經過長期的理論醞釀和實踐探索，克服了諸多理論質疑和實踐障礙，已經將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規定在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時代進步，這也同時反映著中國社會日益融合在世界文明發展的潮流之中，這是當代中國人的幸運。中國的青年政治學者劉瑜曾在《敵人的權利》一文中寫道：檢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一個過硬的標準，就是看這個國家的‘敵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權利有沒有得到保護”[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實施了犯罪而淪為罪犯，他應當要接受正義的審判，他也應當要承受法律給予的刑事制裁。但他依然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他應有的權利理應要受到法律的保護。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合乎法律的辯護，為他們尋找無罪、罪輕的證據，盡力爭取法律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輕則輕甚至最輕的刑事處罰，是刑事辯護律師的職業特點和職業要求，更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應有作派。更何況在我國的刑事法治建設過程中，我們的司法記錄畢竟曾經出現過佘祥林、趙作海、聶樹斌、滕興善、杜培武、李久明、呼格吉勒圖、張輝、張高平、李懷亮等一系列不該出現在新聞媒體中的名字。歷經浩劫，冤獄一朝得雪，固然值得慶幸，然而未能昭雪的冤魂依然像無根的葉子在冷風中隨風翻轉飄蕩。所以在刑事訴訟中能夠有刑辯律師的及時出場，除了可以給予涉罪人員諸多的法律幫助和心理安慰以外，還可以為盡量減少各種冤假錯案增設一道必要的防線。疑罪從輕到疑罪從無的轉變，程序公正到程序正義的實現，刑事案件真相的不斷揭示乃至無限逼近，都離不開這個群體。不斷挑剔案件的證據瑕疵，等于在捍衛整個司法制度的嚴肅性。失卻了刑事辯護律師的那份較真，雖然在道義上我們可以自信法律在懲罰一個事實上作惡的人，但它也將為可能的冤假錯案埋下了種子。

（二）給公訴以一個平等的力量抗衡

在現代的刑事訴訟結構中，國家公訴機關是專事揭露犯罪、指控犯罪、要求追究刑事被告人刑事責任的社會角色。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一個公訴機關，憑借著國家力量的強大背景，這種公訴活動往往都能順利進行。然而，如果由于制度設計的先天不足，國家公權力沒有受到有力的制度性限制，它必然要時時顯示出它高大的身軀、發達的肌肉和強大的力量。更何況國家公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天然”的擁有強大力量而使人容易感到恐懼的“利維坦”，一旦實施不當，也會給社會成員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這種傷害就其絕對性而言，已不在極少數和偶然而為。由于我們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一直向社會灌輸著國家正確、司法機關正確的天然形象，宣傳國家司法機關為民做主、明察秋毫，伸張正義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社會控制理論，把對犯罪分子的嚴刑峻法看成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必然結果的自然延伸。所以很多的冤假錯案被淹沒在人民群眾誤以為“是杜撰的”、“被夸大的”的深信不疑之中。但是在今天人們已經知道，佘祥林殺妻案是冤枉的，趙作海殺鄰居是冤枉的，呼格吉勒圖殺人、強奸也是冤枉的……所有的已被平反的冤假錯案都是一些“貨真價實”的冤假錯案，甚至有些是司法機關刻意制造的，有意放縱的、故意不想認錯而一錯再錯的。曾經有有心人指出過：“應當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個錯案的負面影響足以摧毀99個公正裁判積累起來的良好形象。執法司法中萬分之一的失誤，對當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傷害。”此言誠哉。由此人們就必然會想到如何防止這些悲劇不再重演。

人類社會在和大自然抗爭的過程中發現了三角形結構最為穩定的物理原理，這一原理同樣可以運用到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所以各種三角形的制度設計應運而生，現代刑事法律關系的訴訟結構就其表現形式來說也是一種三角形的結構模式。在這種結構模式中，審判機關作為一種居中審判的機關必然被要求跳出刑事法律關系的沖突范圍，不與雙方的任何一方結盟或者對立。而刑事法律關系中的控罪主體與涉罪主體只不過是一種平等的法律關系主體。即使在激烈對抗的過程，公訴方和辯護方在法庭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現在，隨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無罪假定”已成為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正是這一刑事立法的進步，決定了公訴方和被告方在法律和道義上的地位是平等的。這樣，刑辯律師的在場和盡心的辯護就是給原先一極獨大的公訴機關一個有力的制度制約和另一種力量的抗衡，正是這種制約和抗衡構成了現代司法公正的一個堅實基礎和能夠實現道義正義的框架。

其實從人類的刑事訴訟的發展史上看，從糾問制到控辯制的轉變，本身意味著司法文明的歷史進步。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學者刁榮華指出：“刑事訴訟，古來皆以糾問主義為鵲的。觀乎中外法制之沿革，無不出於此類糾問方式之范疇。溯自中世紀以遠，更為盛行。因使審判機關兼掌追訴犯罪之權，即其對犯罪不待追訴，徑依職權審判之。足見在此糾問制度下，法官集審、檢大權於一身，任意作為，致生專橫擅斷。”[5]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意味著控辯制開始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登場。從糾問制向控辯制的轉化，在中國濃厚的官本位意識的歷史背景下更突顯其重要性。它讓法官樹立起獨立和中立的獨特角色意識，確立起一個時時刻刻處于中立地位、恪守法律的角色定位。公平、公正是人類社會追求的重要價值目標，而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理念和要求是控辯審三者之間最科學最合理的關系，即控審分離、控辯對抗和審判中立，這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證。這樣在刑事訴訟中，有了刑事辯護律師的積極參與，就有可能使被告一方在訴訟形式上擺脫弱勢地位。

（三）給訴訟結果以一個在場的程序見證

西諺有語：“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但何為正義，千百年來人類一直進行著艱難的探索，但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得出一個人人都滿意的結論來。不過自從法學家們將正義劃分為法律實體正義和法定程序正義后，雖然對前者的探索仍然在路上，但對程序正義的理解卻已經大大接近了。這就是：司法機關對一個刑事案件的裁決結果，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還是不夠的；要使裁判結論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裁判者必須確保判決過程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因此，所謂的“看得見的正義”，就是指裁判過程（相對于裁判結果而言）的公平公正。于是正義必須要通過看得見的方式才能實現，程序正義作為一種看得見的正義被各種觀念所接受和承認。刑事案件的裁判過程是否符合預定的程序、公正的要求，正像在綠茵場上，裁判是否公正的執法，是可以通過觀眾加以觀察的，甚至可以通過“慢鏡頭”來回放的。裁判的表現不僅為當事人所能感知，而且還要為一般社會公眾所察知。同樣，在刑事訴訟的法庭上對于公訴機關的所作所為，審判機關的一舉一動，是否合法、是否合理，都無法逃脫旁聽者的觀察角度和觀察眼光，作為深諳法律、熟稔法理的刑辯律師更是心知肚明，于是會給司法機關一種有形無意的心理制約。如果說，實體正義往往體現著一種道德的價值取向，人們總是習慣于用內心確認、良心道德的評價標準來衡量一個案件判決結果的正義是否，但是道德的價值取向沒有固定的評價標準。而程序正義雖然不存在道德屬性，但是它卻有固定的模式和衡量標準，因此它是一種普適性的正義。正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所指出的那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6]

對任何一個刑事犯罪案件的審理與判決，都有一個生殺予奪的結局，都是一個正義是否實現的過程，總是有人歡喜有人愁。作為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他們在作案時的僥幸心理、審理時的避重就輕，判決時的希冀從輕發落都是一種人之常情，更不用說那些被抓錯、訴錯或者判錯的、被冤枉的社會成員，多么希望正義能夠如期降臨。不管刑事判決書如何言辭確確、證據鑿鑿、罪名羅列、引法據典、法理深析，作為刑事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任何一個刑事案件的涉罪當事人對刑罰結果都有一種天然的恐懼心理和排斥心理。如何讓這些涉罪之人心悅誠服接受審判結果，是否有一個公正的程序保障就是一個必要的檢驗標準。而這一公正程序的一個重要元素，在法庭上就是是否有一個可以與公訴方相抗衡的、又可以對整個審判過程進行現場隱性監督、制約的辯護方，同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刑事辯護律師雖然是刑事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法定同盟軍，但是在刑罰結果上，刑辯律師卻又是置身于事外的。因此，由刑事辯護律師以局外人的身份對當事人敘說刑罰結果的合法性、正當性和恰當性，應當具有較大的說服力。在這里刑事辯護律師當然不應也不會忘記自己的社會身份也是一位維護社會正義、法律尊嚴和法律秩序的法律工作者，面對正確的已經體現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刑事判決結果，他們有義務、有責任對當事人進行必要的說服工作，以減少涉罪當事人對刑事判決的抵抗心理。要知道，律師是懂法的，從形式的道義上刑辯律師又是站在當事人一邊的。一個連刑辯律師都能夠心服口服接受的判決結果，對下判的司法機關來說，何嘗不是一種法律之外有力的支持。這何嘗不是一個刑事辯護律師對法治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