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審程序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

一、刑事再審程序的錯案糾錯現狀

在刑事審判中，由于刑事案件的復雜性和司法人員主觀因素的影響，再加上刑事審判活動要受到證明規則、訴訟期限等各種客觀條件的制約，已經生效的刑事裁判存在錯誤是難以避免的。生效裁判發生錯誤的刑事案件即為刑事錯案，其不僅會產生極大的社會危害，還會對司法公信力造成致命傷害。為了弱化刑事錯案的消極影響，刑事司法制度能做的就是密織法網，除了預防以盡可能降低錯案的發生之外，還必須建立健全錯案的糾錯機制以及時發現和糾正錯案。從邏輯上來講，一起刑事錯案的糾錯過程應該是這樣的：產生--發現--糾正。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刑事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和刑事再審程序，都具有糾錯的功能。刑事再審程序是我國刑事審判糾錯機制的核心部分和關鍵所在，其主要職能就是發現并糾正存在錯誤生效裁判的案件。在我國，刑事再審程序同時承載著刑事錯案的發現和糾正功能，對于保障人權和維護刑事司法公平和正義有著重要意義。

二、刑事再審程序錯案糾錯功能失靈的原因

作為發現并糾正錯誤生效裁判案件的一種糾錯機制，刑事再審程序的錯案糾錯功能緣何失靈?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我國現行刑事再審程序存在以下缺陷：

(一)刑事再審程序的指導原則過于片面

一直以來，我國刑事再審程序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不枉不縱”的指導原則。設立刑事再審程序的目的就是為了糾正錯案，實現案件的實體真實，所以，刑事訴訟法沒有對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作任何限制，不僅沒有區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而且沒有對再審的次數作出限制，只要發現了刑事審判中有錯誤，任何時候都可以啟動刑事再審程序。可以說，這一訴訟理念從總體上說是正確的，在多年的實踐中對于糾正冤假錯案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片面強調刑事再審程序的糾錯功能，必然會使裁判的確定性、穩定性、法的安定性等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受到嚴重損害，同時也使被告人面臨隨時被追訴的危險，這與當前堅持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現代刑事訴訟理念相違背。

(二)刑事再審程序啟動主體的缺陷

在我國，司法機關主動發現刑事錯案并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是法定的錯案糾錯方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5條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己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己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可見，由法院和檢察院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是刑事糾錯的核心機制。然而事實上，由司法機關主動啟動刑事再審程序以糾正刑事錯案，往往糾錯效果并不理想。從我國近幾年的刑事錯案糾錯情況來看，刑事錯案能夠得到糾正并不是基于刑事再審程序中司法機關主動的自我糾錯，而是依靠“命運的眷顧”(被害人復活或真兇出現)或“代價沉重的被告人申訴”。

1、法院缺乏主動提起刑事再審程序的動力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有權主動提起刑事再審糾正刑事錯案，這似乎擴大了再審的渠道，有利于糾錯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但司法實踐中，法院一般不會主動提起刑事再審程序進行自我糾錯。首先，基于已公正審判的思維慣性影響，在案件的生效裁決確定以后，原審法院往往堅定地認為，刑事公訴案件已經經過偵查、起訴、審判程序;刑事自訴案件的受理審判也是慎之又慎;部分案件還經過二審和死刑復核程序作出了終審裁決，故不相信會存在錯誤。其次，基于錯案責任追究和國家賠償制度以及內部績效考核等現實利益考慮，原審法院怠于主動發現和糾正存在錯誤的生效裁判案件。再次，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在提審或指令再審時，還無法擺脫法院整體利益、案件請示匯報制度和上下級法院之間特殊關系的不當影響。例如上級法院為了維護法院的整體形象，往往不愿意啟動刑事再審糾正下級法院的錯誤;上下級法院之間的請示匯報制度，會使上級法院成為案件的真正裁判者，這也會影響上級法院主動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自己”錯誤的積極性。總的來說，法院主動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錯在實踐中存在難以回避的障礙，造成法院主動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缺乏動力。

2、檢察機關不能正確行使刑事再審抗訴權

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檢察機關發現錯誤生效裁判的案件時，有權提起再審抗訴，法院不管審查結果如何都必須啟動刑事再審糾錯。實踐中檢察機關行使再審抗訴權暴露出體制上的弊端。首先，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其角色既是監督機關，又是控訴機關，這種角色沖突很難讓檢察機關既正確履行控訴職能，又維護被告人的利益，從現實角度出發，檢察機關更多的是站在維護被害人的立場，其主動提起的再審抗訴往往都是針對不利于被告人的情況，結果可能導致對被告人再審加刑。其次，當主動發現刑事錯案時，檢察機關往往與法院溝通處理。由于利益共同體的存在，導致檢察機關的再審抗訴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再次，檢察機關接到在押服刑被告人的刑事申訴時，往往不主動或及時進行調查核實，收集有關證據，從而影響了其刑事抗訴權的行使。

(三)當事人申訴引起刑事再審難

從目前司法實踐看，刑事錯案的發現主要依賴于被告人及其近親屬的申訴，但被告人及其近親屬通過申訴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在實踐中往往十分困難。《刑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第242條規定“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這表明，申訴只能作為司法機關發現錯案的材料來源，不會必然導致啟動刑事再審，是否啟動再審取決于司法機關的審查。由于審查申訴的程序并無法律規定，司法機關對申訴的處理帶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實踐中刑事再審申訴案件的數量居高不下，但只有極少數申訴案件能夠順利進入刑事再審程序，而通過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的數量更是微乎其微。司法機關對被告人的申訴不重視或是疲于應付使得我國刑事司法糾錯機制為此陷入困境。正因如此，趙*海才在申訴一次后對此失去信心，在長達11年的服刑時間里選擇了認真“改造”以爭取減刑，而放棄了申訴、上訪等改變生效裁判的努力。

(四)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理由不合理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理由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通過對各種申請再審材料的認真審查，發現“己生效的裁判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即對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采用“確有錯誤”的標準。筆者認為，該規定雖然充分反映出刑事再審的價值取向是糾錯，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的唯一標準是糾正錯誤，但仍存在如下缺陷：1、刑事再審啟動理由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確有錯誤”沒有明確的判斷標準，導致司法實踐中法官隨意啟動再審或拒絕啟動再審的現象十分普遍，危害了生效裁判的權威性和穩定性，而司法權威缺失現象的發生又反過來加重了大-眾對審判質量的信任危機，導致“錯案”越來越多，再審變得越來越被動，失去了程序設計之初的本來意義。2、將“確有錯誤”作為再審的啟動條件，容易造成先定后審的怪圈。已生效的裁判是否確有錯誤，只有經過刑事再審程序審理后才有結論，如果再審審理后維持原判，那么將與審理之前所認為的“確有錯誤”的理由自相矛盾。3、刑事再審啟動理由采用“確有錯誤”的標準，還會導致當事人申訴的存有合理懷疑的刑事錯案很難啟動刑事再審程序，因為司法機關在審查當事人的申訴時，可以以生效裁判不是“確有錯誤”為由任意駁回當事人的申訴。

三、刑事再審程序錯案糾錯功能的重塑

我國刑事再審程序在實踐運行中存在的諸多弊端，使刑事再審程序發現和糾正錯案的功能遭遇阻礙，因此，亟需對現行刑事再審程序予以改革和完善，以走出當前依靠被害人復活或真兇落網才能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刑事錯案的怪圈。

(一)確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審指導原則

“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是一種非常美好的司法理念，但對司法實踐來說，既不合適，也不可能。我們應當將其與程序正義、人權保障、一事不再理原則等現代化的刑事司法理念相結合，在刑事再審程序中確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審指導原則，即“在錯案糾正方面，對有利于被告人的錯案糾正，應該采取客觀標準，堅持‘有錯必糾’，而對不利于被告人的錯案糾正，應該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和既判力理論進行嚴格限制，原則上不予糾正。”具體來說，應當包括如下內容：第一，對于因證據不足、達不到確信無疑證明標準的“有罪被認定為無罪”的事實認定錯誤，應當貫徹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原則，不能將其視為應當予以糾正的刑事錯案。原則上，被告人都受一事不再理和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保護，不得通過再審剝奪此項合法權益。第二，對于法律適用中的“此罪被認定為彼罪”、“重罪被認定為輕罪”和“輕罪被認定為重罪”的錯誤，也應當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和一事不再理原則，一般不將其視為刑事錯案，不應啟動刑事再審程序。但如下兩種情形例外：一是存在作偽證情況的;二是法官貪贓枉法。如果確認存在上述兩種情況之一，并且對原裁判有實質影響，可以啟動再審程序。

(二)法院不宜主動啟動刑事再審

在我國，法院有權主動發現存在錯誤生效裁判的案件，并自行啟動刑事再審程序進行糾錯。從司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實踐兩方面來講，法院依職權啟動刑事再審都是不可行的。

首先，“不告不理”、“控審分離”是現代訴訟的基本原理，法院作為刑事再審程序的裁判者，應當保持中立。“從性質上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向它告發一個犯罪案件，它就懲罰犯罪的人;請它糾正一個非法行為，它就加以糾正;讓它審查一項法案，它就予以解釋。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調查非法行為和糾察事實。”同時，法院如果主動啟動刑事再審程序，需要法院主動去發現原生效裁判是否確有錯誤，而要發現原裁判是否確有錯誤，就必須對原裁判所涉及的有關事實主動進行調查與偵查，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是否啟動刑事再審程序。在我國，法院顯然不享有刑事偵查權，因此，法院主動發現錯案啟動刑事再審，違背現代訴訟原理。其次，賦予法院主動提起刑事再審程序啟動權的立法初衷是好的，但是實際運行中會出現困難。刑事訴訟法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生效裁判發現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但是，生效裁判作出前，案件一般均已通過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除非發現確實充分的證據，否則要讓原審法院改變原生效裁判是比較困難的。更何況，即使發現確有錯誤，想要其承認并糾正自己的錯誤，也絕非易事。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級人民法院一般不會主動全面檢查下級法院已生效裁判的案件是否確有錯誤，僅通過例行一般性的復查或審查工作很難發現錯案。即使發現了錯案，也往往會從維護法院系統的社會形象出發，不輕易提審或指令再審。總的來說，法院自身不容易發現自己的錯誤，出于種種原因的考慮，也不容易承認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使得法院自行提起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存在障礙。最后，比較域外主要國家的刑事再審制度，都沒有法院可以依職權主動啟動刑事再審的規定。綜上，法院不宜主動啟動刑事再審，法院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應當以檢察機關的再審抗訴和當事人的再審申請為前提。

(三)限制檢察機關的刑事再審抗訴權

糾錯或促成糾錯并不僅是當事人的責任，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同樣負有主動糾錯的義務。因此，檢察機關提起的刑事再審抗訴可以直接啟動刑事再審程序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也有利于錯案的糾正。但是實踐中檢察機關多是站在被害人的立場提起刑事再審抗訴，而忽略了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問題。因此，為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對檢察機關的刑事再審抗訴權作出合理限制。筆者認為，檢察機關隨時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抗訴，并且不加任何限制;檢察機關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抗訴則要作出必要限制。比如被告人被宣告無罪的判決，檢察機關再審抗訴的，應在作出生效判決的兩年內提出;被告人服刑在押的，檢察機關提起再審抗訴，只能以被告人未執行完畢的刑期為限，且只能抗訴一次。

(四)建立當事人刑事再審申請制度

最早認為案件錯判、具有強烈糾錯愿望的往往只是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說，被告人的申訴是推動刑事錯案糾正的強大力量。所以，應當為被告人的申訴提供規范化的渠道以期在最大程度上發揮錯案發現之功能。由于申訴與刑事再審存在嚴重脫節，被告人很難通過申訴及時有效的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因此，應當把申訴納入訴訟程序，使之訴訟化，有效保障當事人的糾錯權利。

大陸法系國家已設立有完整的申請再審程序，成為當事人通過訴訟程序實現對錯誤生效裁判予以法律救濟的重要途徑。我國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均規定了當事人再審申請制度。從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現實實踐需要出發，刑事訴訟法中應當設立當事人再審申請制度。刑事再審申請是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提出書面要求，請求檢察機關抗訴或法院重新審判的一種訴訟活動。刑事再審申請與刑事申訴是不同的，它是一種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訴訟行為，只要當事人依法提出再審申請，審查再審申請就成為一種訴訟活動進入訴訟程序，司法機關受理和審查申請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進行，不能對再審申請束之高閣、敷衍了事，這將有助于司法機關通過當事人的申訴及時發現刑事錯案。當然為了防止當事人濫用再審申請權，刑事訴訟法可以規定當事人提出再審申請的條件和期限，以使刑事再審申請制度化、規范化。

(五)完善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理由

如何在現有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避免冤假錯案得不到及時有效地糾正，完善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理由很重要。筆者認為，首先，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理由要明確具體，易于司法適用。其次，要從保護被告人的利益出發，將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理由明確區分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這種規定也是域外各國的普遍做法。在我國，有學者認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上確有錯誤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1、發現原生效裁判所依據的實物證據系偽造、變造，或者原審所依據的言詞證據經查證為不真實或者是采取刑訊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同一案件事實，發現新的犯罪人，足以證實原判有罪人為無辜的。3、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未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的，即證據不確實充分。4、發現新證據，與證明原裁判事實的證據存在嚴重矛盾的。5、適用法律上的錯誤，主要指違反刑法關于犯罪構成的規定、違反追訴期限及量刑違反刑法規定的。6、司法工作人員在辦理該案件過程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處理行為的。不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理由應當嚴格限于：1、嚴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證據不足判為無罪，后來發現新的證據證明原被判無罪的人確實實施了嚴重犯罪的。2、由于以下兩種情形導致錯判無罪、重罪輕判、量刑畸輕的：司法工作人員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處理行為的;被判決人串通證人、鑒定人作偽證、虛假鑒定的。”筆者贊同此觀點。最后，對于當事人再審申請的理由應當以生效裁判可能存在錯誤為標準，只要當事人能夠對原審判決據以認定的證據鏈條提出合理懷疑，打破證據鏈條結論的唯一性，即可啟動刑事再審，避免先定后審，以更及時的通過當事人的申訴發現錯案并有效啟動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案。

結語：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是的，它可能使得當事人已經不可逆的遭受了人身損害。幾十年的光陰、情感、名譽與形象不是幾十萬或幾百萬的金錢可以賠得回來的。但是，對于整個國家的法治來說可能還來得及。在還當事人一個說法、一點補償的同時，也是為實現刑事司法公正、社會公平正義做出一點努力。司法、法律、法治本身都不是目的，公平與正義才是目的。有些正義雖然姍姍來遲，但是它一定不能缺席。正如《美國八大冤假錯案研究》一書的作者柯*勒所言：“如果一種社會制度只允許人們沉醉于自己的優點，而不讓人們研究和公開談論其缺點和問題，久而久之，這個制度就會僵化，就可能導致解體;反之，才能進步，才有生命力。唯此，才能讓法治進步而孜求公平和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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