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辦案機關而言，能把犯罪嫌疑人直接送進看守所是簡便易行的，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卻要調配各種資源，負責犯罪嫌疑人被監視居住期間的一應生活起居及人身安全：花錢、出人、找地方、擔責任。

 一旦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意味著：辦案機關準備以死磕精神拿下有罪供述，且他們期待中的有罪供述在其認知的指控證據體系中至關重要，不可或缺。

實現上述目的的手段就是全面突破看守所對于被羈押人員權利保障的一切限制。當對一個人可以實現不受監督的6個月時間控制，底線只是不要有生命危險、不要有留痕的傷情，其他盡可以發揮想象力進行折磨時，方法是無限的。

對睡眠、飲食的有意控制、限制并使其紊亂，半個月拉不出屎是頻發狀況；長時間違法佩戴戒具以增加肉體痛苦和心理壓力；不間斷換班談話、威脅、恐嚇；徹底切斷與外界聯系，違法剝奪與律師會見的權利，即使安排會見也全程監聽、隨時中斷。啊，以上都屬于文明的。

隨隨便便的常規操作，至遲不會超過兩個月，辦案機關可以獲得任何他們想要的認罪供述，然后再拉到所謂的辦案點進行同步錄音錄像，以體現犯罪嫌疑人系主動供述。

需要說明的是，疫情期間基于看守所的特殊收押要求，辦案機關可能確需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以實現隔離防疫要求，但在正常狀態下，舍易求難地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目的非常清晰。

這樣的方法會讓那些負隅頑抗的犯罪分子如實交代，但也會讓其中的無辜者被迫認罪。刑訊逼供有效果為什么法律要禁止是個古老的話題，本文不做展開。

如果你認為自己無辜，但身遭此境，被強迫做你認為并非事實的供述，我不知道建議調動你全部的精神意志力來堅持實事求是的供述是否是個好的建議，但起碼應該知道辦案機關在不惜越界死磕。

如果你是辦案機關一員，我想說組織和程序從未授權一個人傷害、折磨另一個人來獲取證據，這是犯罪，在任何時候都是。

如果你是看到這些證據材料的檢察官、法官，我想說當被告人提出被刑訊逼供才做有罪供述，而你只依靠辦案機關的情況說明，和在這種強控制下的部分同步錄音錄像就輕率地作出證據合法可以采信的結論，屬于放棄職權、甘愿被騙。

檢察官、法官對于證據采信能力的培訓大可不必在大學或培訓中心進行，而應該在指定監視居住點，看看有罪供述到底是如何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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