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提高訴訟效率,新一輪司法改革加快了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與探索。
然而,在推進這一制度改革的同時,學術界和實務界人士圍繞制度構建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中,最大的爭議焦點莫過于證明標準的問題,即,在輕微的認罪認罰案件中,能否降低證明標準?換言之,對于尚未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輕微案件,能否在控辯協商的基礎上直接進行起訴、審判?
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士認為,在輕微的認罪案件中,證明標準可以有所降低,以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例如,有學者認為,“如果在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仍然適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會造成諸多困境”。也有學者認為,證明標準的松動不意味著放棄實體真實和人權保障,只要建立相應的配套制度便不會引發冤假錯案。
這些觀點看似合理,實則經不起推敲。筆者認為,在現階段,我們應當堅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不得因為經過了控辯協商而放棄客觀真實的底線。理由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客觀真實是我國刑事司法的正當性基礎之一。盡管2012年刑事訴訟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懷疑”條款,但通說認為僅僅是增加了對證明標準的主觀判斷要素,“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仍然是法定的證明標準。由于輕微認罪案件在實踐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如果降低證明標準,便意味著客觀真實在整個刑事司法領域的松動,這對我國現行的很多制度都會有一定的沖擊力。
其二,在疑罪從無原則尚未真正確立之時,不宜引入“疑罪從輕”。在實踐中,補充偵查、證據不足不起訴、無罪判決等制度均旨在確保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實。然而,我國疑罪從無原則尚未真正確立,這一點從近年來頻繁曝光的冤假錯案中便可以得到印證。在這種情況下,降低證明標準實質上是對“疑罪從輕”的合法化,這會對我國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實造成更大的障礙和危機。
其三,借鑒域外法治經驗不能僅把目光停留在美國。目前的試點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借鑒了美國辯訴交易的成功經驗,然而,美國實行辯訴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解決疑罪和案件提速,而我國控辯協商的目的主要是案件提速。此外,辯訴交易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面臨很大的質疑。并非所有國家都像意大利那般引入了美國的辯訴交易。例如,德國的刑事協商程序,便不是移植辯訴交易的結果,而是自生自發的產物。在德國,控辯協商的主要場域是相對不起訴案件,盡管控辯雙方也可以就定罪量刑進行協商,但對法官沒有必然的拘束力,法官依然要對案件的實體問題進行實質審查。除了控辯協商之外,德國還存在大量的辯審協商。
其四,允許疑罪協商意味著證據體系更加依賴口供,這容易導致“口供中心主義”的回歸。偵查對發現案件事實有著決定性作用,我國已經確立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原則,隨著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推進,偵查模式也正在從“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轉變。如果降低證明標準,允許疑罪進行協商,無疑會加大對口供的需求,從而引發強迫、引誘等現象,偵查人員也不必再勤勉地搜集實物證據。如此一來,則會導致刑事偵查質量的日益下降。
綜上,在未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建中,案件的證明標準不宜降低,客觀真實仍然是我們應當堅守的底線。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聯合培養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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