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保姆案，家屬重新委托律師后，杭州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兩名法律援助律師擔任起辯護人，家屬委托的律師被拒絕；江蘇女輔警案，其父母委托兩名律師，法援中心也指派了兩名法律援助律師，委托律師會見被拒絕，還說是其本人意見；吳謝宇案，勞榮枝案、貨拉拉案，看守所、法院都用同樣的手法，拒絕委托律師介入。

法律援助服務是補充性的，是為那些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制度保障，不可能具有優先性。對可能判處無期、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辯護。刑事辯護全覆蓋后，對沒有委托辯護的被告人，也可以獲得法律援助律師辯護的服務。

顯然，法律援助適用的前提是沒有委托辯護，依據如下：

第一、《刑訴法》第三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第二、將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援助法》第二十七條，人民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擔任辯護人時，不得限制或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的權利；第三、《刑訴法解釋》第四十四條，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應當告知其可以申請法律援助；第四、司法部《全國刑事法律援助服務規范》第8.2.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向辦理案件的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所在第的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援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可以依照上訴規定申請法律援助。主要是指（1）嫌疑人、被告人屬于一級、二級智力殘疾的；（2）共同犯罪中，其他人委托了辯護人的；（3）檢察院抗訴的；（4）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

有了委托律師，法律援助應終止。《法律援助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終止法律援助事項：（六） 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師或其他代理人的。法律援助人員發現后，應當及時向法律援助機構報告。

只要有委托律師，法律援助就應當退出。用法律援助制度來損害被告人的辯護權，違背了法律援助制度的設立初衷。委托辯護優先于法律援助辯護，占坑式法律援助辯護明顯是違法的。

上述熱點案件中，為何司法機關熱衷于指派律援助律師，而且是指派兩名法律援助律師，將法律規定的2名辯護人席位占滿，不給委托辯護留一點空間，實在讓人無法理解。他們為何不惜多花費一份納稅人的錢，這么積極地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律師？恐怕不是為了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而是想控制案件結果，讓案件朝著自己預想的方向發展，不出現意外。具體而言，公安機關確保自己的偵查不會被挑戰，檢察機關確保自己的起訴不受到質疑，法院確保庭審順利進行，司法行政部門確保律師的行為可控，大家一團和氣，完成任務交了差，皆大歡喜。

杭州保姆莫煥晶、勞榮枝、吳謝宇等，即便他們早已注定會被執行死刑，司法機關也應該確保案件處理程序上的公正。公眾不禁要問：為什么你不同意被告人家屬委托的律師，而指派法律援助律師呢？你說不同意家屬委托的律師，是當事人自己的意見，為什么你不依法讓家屬委托的律師當面與被告人確認一下呢？這么做，即便案件最后處理的結果是公正的，也會讓公眾對司法機關的公正性產生質疑，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

我們一直強調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認為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基礎。如果只追求結果，而不顧過程公正與否，甚至為了結果，可以不擇手段，那么我們何必設置法庭審判這么繁瑣的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本應體現地是一種國家責任，本應更好地維護被告人的辯護權，而不應損害被告人的辯護權。

即便被告人最終難逃一死，也應讓他死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