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錢某系某法院執行法官，負責被執行人湯某某的系列民事執行案。2013年4月，在處置湯某某名下銀匙公司資產時，錢某應偵辦湯某某合同詐騙案的經偵大隊原警官胡某之請，出具委托付款函給購買了銀匙公司資產的中太集團，要求其將200萬元應付款打到經偵大隊指定賬戶。按照胡某與湯某某的事先約定，該款一部分被用于償還湯某某所欠個人債務，一部分被用作給經偵大隊“小金庫”的贊助款。

【分歧】

本案爭議點在于，被告人錢某濫用職權，使本應進入法院執行賬戶的200萬元執行款，轉到經偵大隊指定的賬戶，被挪作他用，該行為是否符合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中的“重大損失”要件，是否構成“特別重大損失”。對此存在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錢某雖然有濫用執行權行為，導致200萬執行款未入賬并被挪作他用，但湯某某名下銀匙公司的2011年資產審計報告顯示其資產大于負債，且其土地等資產仍未處置，不會給申請執行人造成經濟損失。故不構成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資產處置結果即使能夠清償湯某某系列執行案中的債務，只屬可以挽回的經濟損失，而涉案200萬元是立案時確定造成的經濟損失，故錢某構成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但由于法律、司法解釋未明確界定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的損失數額標準，可不認定為“特別重大損失”。

第三種觀點認為，錢某構成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并可參照適用“兩高”司法解釋中關于濫用職權罪“情節特別嚴重”的判斷標準，認定為“特別重大損失”。

【評析】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是指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濫用職權，不依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執行職責，或者違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強制執行措施，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本案中，中太集團所付款項屬執行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規定》，對執行款應當實行專款管理、專款專付。但錢某濫用職權，違法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出具委托付款函，致使200萬元執行款被挪作他用。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經濟損失屬于重大損失的范疇，經濟損失是指立案時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親友自行挽回的經濟損失，司法機關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單位及其上級主管部門挽回的經濟損失，或者因客觀原因減少的經濟損失，不予扣減，但可以作為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本案所涉200萬元是確定的執行款，未入法院執行賬戶而被挪作他用，在性質上屬于刑事立案時已給申請執行人實際造成的損失。即使湯某某實際資產在全部處置后能夠兌現申請執行人的債權，那也只是挽回損失的問題。此外，如果以事后處置的情況來看是否造成損失，客觀上必然導致定案受制于立案后資產處置進程和結果的不正常現象，顯然有違犯罪追訴的基本邏輯。

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對于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的量刑，以損失程度為標準：“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刑法及司法解釋對該罪損失數額的認定標準未作明確規定。對此，筆者認為，可以參照適用司法解釋對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有關經濟損失數額的認定標準，即造成經濟損失150萬以上的，可以認定為執行判決、裁定罪中的“特別重大損失”。首先，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是濫用職權罪的特別類型；其次，兩者第一檔次量刑的依據均是“重大損失”；再次，與一般的濫用職權罪相比，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因其主體特定，要求是司法工作人員，刑罰更重，即致使重大損失的濫用職權罪刑期為三年以下，情節特別嚴重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而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致使重大損失的刑期為五年以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所以，按照入罪“舉輕以明重”的基本法理，本案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特別重大損失”的認定，可以參照適用濫用職權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標準。

作者：徐英榮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報

聲明

本平臺所推送內容除署名外均來自于網絡，僅供學術探討和信息共享,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