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兩人以上共同故意違反海關法規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逃避海關監管，非法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限制進出口的貨物、物品進出邊境，或者偷逃應繳稅額，破壞國家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情節嚴重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該罪名是一個選擇性罪名，倘若走私的物品為個人所用，則為走私普通物品罪，倘若走私的物品用于出售，則為走私普通貨物罪。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主從犯認定的的二層次分析

對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主從犯的認定進行分析時，應該從二層次的角度進行解讀，所謂二層次分析，即是先從單位是否構成主犯的角度進行分析，再在此基礎上對單位內部人員的主從犯角度進行分析判斷。

法院在對單位是主犯或是從犯這一問題的判斷上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從組織、策劃的角度進行分析，如果該單位是走私鏈條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那么其對犯罪的實施即起著主導和決定性作用，深入介入了整個犯罪的流程，應該被認定為主犯。其次，從是否參與報關單據的角度進行分析，在走私犯罪中，報關單據的制作至關重要，關乎犯罪行為能否實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第873號指導案例，對走私犯罪主犯及從犯的判斷應該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對主動四處攬貨、組織包稅進口貨物并壓縮拼柜、藏匿貨物、制作虛假報關單據、聯系報關行采用偽報的手段走私貨物的，一律認定為主犯。

第二，對那些為貪便宜、節省生意成本、在支付包稅費后就放任其他單位采取任何形式通關、只關心本單位貨物的參與走私的貨主單位，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處的地位，可以認定為從犯。

第三，對單純攬貨者，或者既是攬貨者又是部分貨主的，只要沒有參與制作虛假報關單據、拆柜拼柜藏匿、偽報低報通關的，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可以認定為從犯。從以上原則，我們不難發現，最高院認為在判定走私犯主從犯的時候，應著重關注行為人是否參與了單據的制作，倘若實施了虛假單據的制作工作，則往往會被認為屬于主犯。

倘若單位構成主犯，那么對該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是否構成主犯的判斷應該從該直接責任人員對犯罪行為的參與程度入手進行判斷，關于這點，理論與實務上的爭議較少。然后，倘若單位構成從犯，那么該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可以構成主犯呢？

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存在的爭議較大。部分理論觀點認為，即使單位構成從犯，該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仍有可能被認定為從犯。對此，小編持否定觀點。小編認為，單位是擬制的人，單位的意志只能通過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來體現，也就是說對單位主從犯地位的認定主要是從單位犯罪責任人員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來分析的，因此，當單位被認定為從犯時，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人也理應被認定為從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