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但義舉本身是有風險的，有時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因此，見義勇為并非一句道義那么簡單，受益者如果只是“大恩不言謝”，令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則著實令人心寒。

　原告因兒子見義勇為身亡索賠

　被告辯稱雙方系運輸合同關系

法院認定受益人應負補償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為沈智衛的行為是否符合見義勇為的法律關系或界定沈智衛與被告之間是否屬于運輸合同關系。

　　經法院審理，吳女士提供的現有證據無法證明運輸合同關系。

　　辦案法官介紹說，運輸關系一般通常有書面合同約定，或者體現在相應的乘用票據等，而本案中無法體現該方面的證據，現有證據僅是被告的自我陳述，但其也沒有說到相關的費用，被告稱一般在石浦港內運輸小船均是接送到達付款，被告與沈智衛均相認識，當天晚上是屬于義務接送或者有償，現已不得而知，被告所稱的交易習慣也無證據予以證明，因此，被告所稱的運輸關系，從現有證據來說難以支持。

　　“即使是被告所稱的運輸關系，但運輸合同也未得到履行。”辦案法官分析說，本案中沈智衛的船上沒有被告乘坐，也就無履行運輸合同的安全保障義務。被告落入海中系其自身原因所致，故沈智衛發現被告落海后跳入海中去救被告上船，系沈智衛自愿實施，而不是其法定義務，也不是其先前的運輸合同關系的延伸義務，其行為應當認定為見義勇為，雖沈智衛未能將被告救起，但其實施救助被告的行為，為被告稍后被他人所救也取得了時機，故該見義勇為的行為值得表彰和宣傳，相關政府部門對此作出決定應予支持。

　　法院判決認為，鑒于沈智衛施救被告之舉認定為見義勇為，現沈智衛已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被告在沈智衛的救助行為后雖被他人所救，但其作用依然不能否定，見義勇為并不是一定要取得相應的成果，其本身弘揚的是該種行為，是為他人提供了安全保障的精神所在。

　　辦案法官說，“亡者已去，被告作為因沈智衛的救助行為受益人，其對亡者的家屬應作補償，既慰沈智衛之靈，更是對見義勇為者的一種獎勵和安撫，故原告作為沈智衛的母親提出被告補償的請求，其理由正當，符合法律規定，本院對此應予支持。”

　　鑒于受益人的補償責任，應當從受益人的經濟狀況綜合予以確定，且補償責任與賠償責任系兩個不同法律關系，其責任強度也不一樣，該種補償是適當而為之。

　　法院認為，吳女士在本案中的不慎落海，未盡到自身注意安全的責任，救助發生在冬季的海中，被告對此存在較大的過錯，自身應當承擔較大責任。從現有被告家庭經濟狀況來看，被告家庭雖為普通漁民，但有用于生產經營的漁船，占有股份達49%，有較大面積的住房，經濟狀況尚可。基于上述各種因素即考量適當的補償、被告的過錯及經濟狀況，結合原告主張的補償項目，象山縣法院酌情判決吳女士補償各項費用25萬余元，另補償精神撫慰金1萬元，共計26萬元。

　　(記者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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