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專業機構統計，在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的投資周期內，全球不良資產基金的內部收益率在各類策略基金中最為穩定，年化收益在 11%-16% 之間波動，標準差僅為 2.8%，是所有類型基金中最低的。

這種高回報源于資產本身的低識別性和價值的高波動性。

上游：國內不良資產的三個階段

第一批不良資產：

1999-2000年，四大AMC機構對口接受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國家開發銀行不良貸款13939億元，按照賬面金額接受，化解金融風險。

第二批不良資產：

2004-2005年打破一對一剝離，開始市場化交易，中行、建行、交行共剝離5420億；

2005-2009年采用批發+零售的形式，市場交易活躍，期間農行上市剝離8000億；

2009-2012年，銀行利潤高，計提了超額的資產撥備，不良資產出表壓力小。

第三批不良資產：

資產相對優質，這一輪不良以民企為主，抵押物較多。

區域上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浙江省不良貸款在長三角位居首位。

資產包收購價格上漲，銀行不良資產包全年平均價格在3毛左右，最高的價格在8毛左右，有些新包低至1毛，而老包的價格最多在3分附近。

組包方式變化，一年多包，小步快跑，以上海地區為例，每家銀行平均每年打包2-4個資產包，共十多家銀行，一年有30-50個資產包剝離。

部分股份制銀行例如招商銀行、廣發銀行采用“總對總”的剝離方式，由總行牽頭進行總體剝離或者過橋，單包規模在30-50億之間，一般每個省的資產包價值仍然在3-5個億。

銀行業主要通過清收、重組和核銷等途徑來處置不良資產，其中，自主核銷和打包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存在差別，自主核銷可以賬銷案存的方式管理，銀行依舊保有未來繼續清收的權利，在實際操作中，大部分銀行在核銷后依舊會繼續查找債務人可執行的財產線索，而打包出售后，銀行已經不再保有債權債務關系，所以現在銀行往外出資產包的是要分區域、分銀行去看的。

銀行資產包的質量有規律可循，比如，5月和11月的包質量不好，因為處于半年報和年報的前夕，而半年報和年報過后的8、9月和1、2月份則會出來一些好包。并且歷史上曾經存在“買肉搭骨頭”的現象，比如，銀行和投資人私下約定，購買一宗債權的同時，還要搭上另外一些債權作為條件加快核銷，而搭上的債權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的，基本是收不回來了，現在這種現象已經沒有了。

中游：處置機構的食物鏈

不良資產處置參與者被稱為“禿鷲”，三級市場劃分為大包、小包、小小包，確保每一層的禿鷲們都能吃到肉。

一級市場：四大+地方版持牌AMC。1999年成長城、信達、華融和東方被賦予政策性“禿鷲”職能， 2013年各省設立地方AMC，參與本省不良處置。

二級市場：非持牌的民間投資機構。大包到手后，一級市場不可能每宗債權都自己處理，要拆包，小宗債權打包向下出售。從一級到二級的形式多樣，可以是法院公開拍賣、招標、競價、點對點協議。

三級市場：區域關鍵人。二級市場投資人推動債權處置，其中可能有1/3和解，剩下再向下拆。不良資產的難點在于處置，處置過程中的難點是區域性，有些債權只能某個人處置，其他機構處理不了。

國內NPL產業鏈：一個不良資產處置流程中不一定涉及一下所有環節：

從預期回報上看，一級市場買包達到年化10%的預期回報才會出手，二級市場買包要求年化30%以上，三級市場要求在年化50%以上才會出手。下方是四大之一的信達資產收入結構：

收入結構：信達2015年不良資產收入包括應收賬款類不良資產、不良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投資收益，四項合計收入270億，占營業收入的45%。

資產結構：附重組條件類不良資產共1646億元，占比80%，內部收益率12%，主要來源于非金融機構；傳統類不良422億元，占比20%，內部收益率18%，主要來源于銀行。

四大國有不良資產處置機構人手不足，且缺乏有效的機制調動市場化的團隊。

下游：民營機構利用AMC做通道

區域性民營投資人特點是：

處置方式比較單一、以訴訟催收為主，在當地有一定優勢，同時收購規模偏小，處置團隊也具有區域局限性。

除了收購不良資產的包的民間機構外，市場上還活躍著民間個案投資者，特點是資金量比較大，對郊區廠房、市區寫字樓等特定項目感興趣。

下游投資者也會和銀行直接溝通收購意向，達成一致意見后找AMC做“過橋”或者“過橋+融資”。

江浙一帶的通行做法是：買包后，民間機構和AMC簽訂合約，債權暫時不做變更，仍以資產管理公司的名義清收，清收完成后和資產管理公司分成。

處置手段

不良資產的處置環節最為重要，而資產處置的方式相比前兩輪市場有了更多的手段：

訴訟追償：最常用。

資產重組：包括以資抵債，債務更新，資產置換等方式。

債轉股：將債權轉為股權，進行階段性持股，并對企業進行經營管理。多樣化出售，包括公開拍賣、協議轉讓、招標轉讓、競價轉讓、分包等。

資產置換：兩個市場主體之間為了各自的經驗需要，通過合法的評估程序對資產進行評估的基礎上，簽訂置換協議。

租賃：對非現金資產，如房產、機械設備，可以通過租賃方式收回現金。

證券化：通過SPV把不良債權打包買斷后設計成證券化產品發售。

破產重組或清算：通過破產程度將固定資產、流動資金、債權、銀行存款等予以整體處置。

 不良資產情況

某資產管理公司以1600萬的價格從銀行購買一個賬面價值8212萬的債權壞賬包。該壞賬包中是兩家公司互為擔保的兩筆債權，且兩家公司同屬于一個是控制人趙某。因大環境影響，導致兩家公司已無力償還貸款，且由于估值過高，實際拍賣困難。

  實際控制人情況

經過了解，趙某名下共有三家公司，除了機械、冶煉公司外，還有一家從事酸洗污泥處理的環保公司，每年凈利潤超過2000萬元，是非常優質的資產。

該公司2014年取得江蘇省環保局的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并且隨著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企業的未來利潤可期。

但是目前該公司占用了已經抵押的兩家公司的廠房及土地進行生產，且由于實際控制人趙某巨額債務，該公司被列入失信企業名單，再融資出現困難。

  處置方案

根據上述情況，資產管理公司與趙某積極協商，并聯系有興趣入股環保公司的兩家企業（企業A、企業B都是環保行業，在很難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對此項目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制定了處置方案如下：

第一步：債轉股。資產管理公司以被抵押的廠房和土地使用權，作價5000萬元入股趙某的環保公司，占60%股權。

第二步：出售部分股權。資產管理公司將環保公司48%的股權以4000萬的價格分別出售給企業A和企業B，兩家各24%股權。

第三步：剩余股權上市or掛牌轉讓。企業A又另外出資1000萬，將環保公司股份增持至36%，企業A+企業B+資產管理公司股權達到72%，對環保公司實現絕對控制，計劃運作其在新三板掛牌或IPO上市。

  處置方案總結

趙某，剝離了不良資產，并得到1000萬來投資擴大生產。

資產管理公司獲得2400萬現金收益（收益率50%）及12%的股權。

若環保公司上市，資產管理公司退出收益將進一步大幅增值。

此案例中，資產管理公司對于不良資產處置方式非常靈活，資產各方均能從中獲益，而戰略投資者的引入，也為企業的后續發展奠定基礎。而資產管理公司所持有的股權也可以待企業上市后擇機退出。

不良利潤空間大，專業能力是關鍵

不良資產處置雖然有巨大的利潤空間，但是也要充分注意的是，不良資產處置是一個門檻相對較高的行業。對處置機構專業能力的考驗更強。

在NPL1.0時代，不良資產是政策性剝離，國家財政全額兜底損失，因此在首次剝離時并未進行定價，從而在隨后的處置中也缺乏成本約束，定價彈性較大。

NPL2.0時代的不良資產轉讓是銀行自主行為，是用自身利潤來沖抵處置損失。

此外，同樣一個資產包，不同機構可整合的資源是不同的，有的機構通過盡調認為他們可以處置回收，定價就高一點。

所以，在與銀行達成購買不良資產包意向后的盡職調查階段，是購買過程中比較關鍵的一步，涉及到日后處理資產包的難度。由于信息不對稱，資產包內資產所有權不明晰等問題，做好前期盡職調查工作就非常重要了。

購買完成后就到了處置環節，到了這個環節處置的辦法就相對靈活多樣，處置方式也在不斷創新。

當然了，隨著資金的涌入，不良資產投資機構的系統化處置管理能力也越來越重要，想要真正盈利，必須發揮專業化的處置管理能力。通過重組、并購等多種方式，實現不良資產的價值修復或增值，令其發揮社會價值，才是未來不良資產處置的正確之道。

個人投資者的機會在哪里？

通常，不良資產會被設計成為信托或契約型基金的類固定收益產品。

作為個人投資者，投資以不良資產作為標的的類固定收益產品，最大優勢在于該類產品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有保障。

對現在的資管公司而言，它們都已經是老手，不管接收后結果是什么，前期會保證100%有抵押物以及50%的安全墊，高安全墊大大降低了損失的可能性，一張圖可以清晰地明：

同時，資金又全程托管給銀行，施行封閉式監管，資金劃轉指令必須由托管行審核通過后方能對外支付，資金收付均按照基金合同執行。

此外，基金發起人通常會聯手專業的資產管理機構。專業管理機構不僅在不良資產處置方面有專業優勢和獨家資源，還可以為基金提供流動性補充，保障基金還本付息。

而且，為規避單一資產收購的結構性缺陷，基金會投資多個資產包，從而獲取穩健投資收益。另外，部分基金還會設計超額清收收益，讓投資者獲取高于基本收益的浮動收益。

目前來看，這兩年是不良資產介入最有利的時期，因為這是企業最困難的階段，也是可以以最廉價的價格買到不良資產包的時期。

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