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根源的復雜性就是變量之一。說到犯罪的根源，我們知道，犯罪，尤其是那些嚴重的暴力犯罪，必然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貧困是促成搶劫與盜竊等財產犯罪的重要因素;男女比例失調、婚姻家庭關系不和諧、教育程度發展不平衡是滋生性犯罪的溫床;行政權力過于集中、監督檢察力度較小促成貪污腐敗;生存資源分配兩極分化卻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是誘發各種暴力犯罪的根源等等。清末偉大的法學家和律政改革家沈*本指出：“茍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綱，求世休和，焉可得哉?”沈*本還在考證明太祖朱元璋嚴刑峻法而收獲甚微的歷史事實后得出：“上之人不知本原之務，而徒欲下人之不為，非也。于是重其刑誅謂可止奸而禁暴，究之奸能止乎?暴能止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為繼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英國功利主義大師邊沁也曾經典地說：“處于缺乏必要生存條件的人，為獲取生存條件而犯罪的沖動是根本無法阻止的。只要這一沖動尚存，憑借刑罰的恐怖對其進行遏制就完全是徒勞的，幾乎沒有什么刑罰手段更甚于饑餓，沒有什么手段能顯示出發放救濟品那么大的效果。制止貧困所引起的犯罪唯一有效的方法在于向需要生存條件的人提供必需品。為了滿足人的性欲，立法者的首要任務是便利婚姻，允許離婚，并對賣淫現象持寬容態度。”因此，對于一些財產犯罪，解決途徑不是以死刑等重刑予以威嚇，而是要改善其生存空間。犯罪人在朝不保夕的生活狀況下不會畏懼任何刑罰，因為生活帶給他的已經是一種極其嚴厲的刑罰。對于這一類在社會環境逼迫下的犯罪，犯罪人以持續的犯罪行為宣告了死刑具有強大威懾力這一迷信觀念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