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正犯的認定

根據我國《刑法》第25條的規定：“共同犯罪是指兩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該規定是目前我們理解共同犯罪概念的最基本淵源之一，但《刑法》中并未對正犯、共犯進行明確的界定。

事實上，正確理解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正犯概念，是建立在正確認知正犯、共犯的概念基礎之上的。任何關于“正犯”問題的討論均離不開對于共犯的探討，張明楷教授也明確指出：“在處理共同犯罪案件時，要先確認正犯，在正犯的行為符合構成要件且違法的前提下，判斷是否存在教唆犯、幫助犯，就變得相對容易，這是認定共同犯罪的最佳路徑”。其在該著作中引用了羅*辛教授關于正犯的定義：“正犯是實現符合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這一過程中的中心人物或者核心人物。”

結合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名本身，我國《刑法》中禁止的是詐騙型傳銷，這種詐騙型傳銷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品銷售，而只是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的依據。由于正犯是實現符合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這一過程中的中心人物或者核心人物，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實行行為的實現過程中的中心人物或核心人物就應該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正犯。

依照我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說明》可知，制定該罪名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等形式組織的犯罪活動。而張明楷教授對于該罪名設立的目的解讀更為直接：“將刑法第224條之一理解為對詐騙型傳銷組織的組織、領導行為的處罰，非法設立詐騙型傳銷組織的行為便成為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實行行為。”[1]由此可見，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的行為是本罪的實行行為，實施設立傳銷組織的行為的行為人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正犯。

在實務中，這種設立傳銷組織的實行行為主要表現為設立傳銷公司、網站，而具體的表現形式則多種多樣，如設立“MSA游戲理財俱樂部”、“**世界理財幣”、**公司“暗黑幣”、“Amazing5國際理財”、“BBL國際互助”、“百納紅包雨”、“寶微商城”、“ASI窺幣”、“貝萊德環球金融社區”、“北歐佐凱”等公司或互聯網網站，但是近期在我國又出現了一類與前面所述并不完全一致的新趨勢、新特點。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傳銷活動并非僅我國存在和禁止，在我國范圍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也經常出現行為人設立傳銷組織的行為。這種行為主要表現為代表傳銷組織建立的公司、網站在國外設立、運營，不僅設立公司、網站的人員身居國外，而且傳銷組織運營所留存的數據或處理日常數據所依靠的服務器均在國外，之所以在中國境內存在，只是因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境外的傳銷組織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開放，吸引多國人員加入該傳銷組織，使該傳銷組織發展壯大。導致國內有人在登錄境外網站之時，發現該傳銷組織并加入其中，受到該傳銷組織的利益誘導實施了依靠該國外傳銷組織提供的公司、網站進行了發展下線的行為，但是這類傳銷組織的創建者、控制人、服務器等均在國外，我國境內的人員并非創建該組織的行為人，在這種情況下，境外的傳銷組織的創建者、控制人才是該傳銷組織犯罪活動中所要求的實施“實行行為”的人而非中國區域內的參與人。筆者李*民律師、車沖律師在湖南辦理的“第一數字貨幣金礦FIS”一案正是這種新的傳銷組織的典型代表。

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共犯的認定

正如前文所講，正犯強調的是行為人是否屬于實現符合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以及在實行這一過程中是否居于中心人物或核心人物的范圍，簡單來講我國刑法分則中的具體罪名的規定，都是有關正犯的規定，因為刑法分則條文都是按照構成要件的方式規定了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但同時為了解決共犯的問題，我國在條文中也明確規定了懲罰幫助行為和教唆行為的條文-刑法第二十七條至二十九條，只是并沒明確提出“共犯”概念。該類刑法條文的規定符合形式的客觀說的觀點，該觀點認為以自己的身體動靜實施符合基本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的人是正犯，用符合修正構成要件的教唆行為、幫助行為對正犯的實行行為進行加擔的人，則是共犯，同時按照狹義的客觀說，對共犯的分類也僅為教唆犯和幫助犯，因此本文中的傳銷組織的共犯僅限于教唆犯和幫助犯。

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正犯的表現形式

形式的客觀說對屬于正犯、共犯的行為分類并未提出明確的依據或判斷標準，使人們關于正犯和共犯的區分存在一定困難。

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了組織、領導活動罪，該條文中明確指出了構成該罪的條件。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行為：(1)有無名為推銷商品、服務實質無商品、服務的行為;(2)有無要求參加者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的行為;(3)有無從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員繳納的費用中獲利的行為;(4)有沒有“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的行為。

以上歸納的四類行為雖然并沒有明確按照我國既有的犯罪構成理論進行明確區分，但該四種行為就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設立傳銷組織這一實行行為的具體表現，因為騙取型傳銷組織與其他不被刑法禁止的行為的本質區別亦即以上幾種行為，以上四種行為不僅是與非詐騙型傳銷組織的區分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傳銷組織的建立所必須具備的特征或行為。

在實務中，要求四類行為要同時符合才能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實行行為，傳銷組織才能得以設立，否則設立的組織并非傳銷組織，不屬于本罪所禁止的組織。同時實施了該四類行為的行為人也就屬于實施了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而這種行為造成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法益侵害結果，屬于本文中提及的正犯。

以下是幾種比較典型的實施設立傳銷組織的實行行為的正犯表現形式：

(一)行為人自己直接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造成法益侵害、危害結果的情形

以湖南省衡陽市南岳區人民法院(2014)岳刑初字第14號《刑事判決書》為例，該案中的被告人李京某、陳某裝、譚某雨、楊某花以“穗樺妮慈善救助基金會”為名，于2013年4月至7月間在衡陽市南岳區、衡山縣、衡東縣發展會員382人，收取“捐款”1035500元，其中被告人李京某從陳某裝處收取“會員費”580000元，法院最終將該行為認定為“李京某等人以慈善事業為名，實為牟取非法利益，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獲得加入資格，并按分分區分級等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間接(一人一單或一人多單等)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錢財，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其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該案例中李京某等人自己親自實施了直接發展下線收取下線利益的行為，其行為完全符合“行為人自己直接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造成法益侵害、危害結果”的情形，因此，對于該種直接參與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行為的行為人，應當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正犯。

這種情形主要體現為傳銷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通過設立公司或傳銷平臺的方式來直接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

(二)通過支配他人的行為造成法益侵害、危害結果的情形

以江蘇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6)蘇0381刑初34號《刑事判決書》為例，該案例中，另案處理的黃*清成立了SIM投資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網址：www.smicap.com，以下簡稱SMI公司)，后更名為“Finnciti游戲網站”(網址：www.finnciti.com)，在創設網站、公司之后，以“投資理財”、“網絡游戲”、“扶貧”、“養老”、“共同富裕”等口號向公眾宣傳，以設置各種獎勵為誘餌，在國境內通過網絡宣傳、講課、介紹等方式發展下線并且設置推薦、分取、收取獎勵、注冊等模式。在整個傳銷組織發展過程中，對會員鄭某甲下達公司指令，支配其參與對傳銷組織的宣傳、授課和對會員的管理，轉發培訓通知，并多次支配鄭某甲將大量的傳銷資金匯至FCT指定的賬號。

在該案例中，黃*清雖然設置了傳銷公司和網站，但是絕大部分事務都是通過向會員鄭某甲下達指令的方式來完成，包括宣傳、資金流轉、會員管理等與傳銷組織發展、壯大密切相關的工作都是由黃*清支配鄭某甲完成，但是這并不影響將該類通過支配他人來實現傳銷活動的行為人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正犯。

(三)共同對造成法益侵害、危害結果起實質的支配作用的情形

以湖南省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法院(2014)蘆法刑初字第35號《刑事判決書》為例，該判決書中提到：“久久公司在成立之前，陶某某、蔡某某、毛某某(均已被判決)、顏某某(另案處理)商定了公司運營模式……依照上述運營模式，通過各種培訓、學習及宣傳，層級分明的發展區域代理商、加盟商及會員。”該案例中的陶某某、蔡某某、毛某某、顏某某等人就是共同通過商定公司運營模式的方式來組建傳銷公司，進而通過培訓、學習、宣傳等方式發展傳銷組織，整個傳銷組織的建立、發展過程中，各行為人全程參與，各行為人共同作用于其成立的傳銷組織，均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所造成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侵害法益結果起到支配作用。

以上就是律聊網小編對于傳銷的相關知識的解析，面對這方面的活動會對他人的精神以及人身安全造成一定的危害，另外還會進行嚴厲的處罰，任何從犯或者是涉及該方面行為的人員也是會進行具體的處罰，所以大家要警惕傳銷，以免上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