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審判體系

知識產權是指權利人就其智力勞動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是國家賦予創造者對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時期內享有的專有權或獨占權。知識產權的客體是智力成果或是知識產品，是一種無形財產或者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知識產權與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一樣，都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都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有些重大專利、馳名商標或作品的價值遠遠高于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

在知識產權審判方面，我國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專業化審判的道路。1993年8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成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隨后，上海、廣東等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紛紛成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0月成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最高人民法院還指定了一些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專門受理有關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糾紛的一審案件。截止到2013年底，全國共有87個中級人民法院可以管轄專利的一審案件，45個中級人民法院可以管轄植物新品種的一審案件，46個中級人民法院可以管轄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一審案件，以及7個基層法院可以管轄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的一審案件。

自2014年11月起，北京、上海、廣州陸續成立了知識產權法院，屬于中級人民法院。三個知識產權法院管轄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和計算機軟件等技術類知識產權的第一審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同時受理知識產權法院所在市的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著作權、商標等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上訴案件。當事人不服國務院行政部門裁定或者決定而提起的第一審知識產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管轄。當事人對于知識產權法院作出的判決不服的，可以上訴到相應的高級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先后批復在成都、武漢、南京、蘇州、濟南、青島、杭州、寧波、合肥、福州、深圳、重慶、西安成立了知識產權法庭，均跨區域管轄規定范圍內的知識產權案件。例如，西安知識產權法庭為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內設專門審判機構，跨區域管轄發生在陜西省轄區內有關專利、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涉及馳名商標認定及壟斷糾紛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管轄發生在西安市轄區內除基層人民法院管轄范圍之外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以及不服西安市轄區內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上訴案件。

我國正在建設全新的專業化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尤其是針對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和計算機軟件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知識產權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成立使得審判更加專業。

知識產權審判上新臺階

近些年，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我國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受理量不斷攀升。2018年2月28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宋曉明的發言表明，2017年全國法院知識產權一審案件首次突破20萬件大關，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率達到40.36%，創歷史新高。其中涉及尖端、前沿技術的疑難復雜案件、涉及市場占有率和知名品牌保護的商標糾紛案件、涉及信息網絡傳播的著作權糾紛案件和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競爭糾紛案件不斷增多。

近些年，我國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質量有很大提高，中國法院審判的知識產權案例也不斷被國外充分尊重和吸納。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案例就是王闖法官擔任審判長審理的騰訊和360不正當競爭的案件，該案判決后，美國和歐盟都覺得該判決非常有意義。美國和歐盟在相關案子里面都承認吸取了中國法院的做法。

為提高審判質量，確保司法統一和裁判的可預見性，我國法院實行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統一公開，并建立了知識產權案例指導制度。通過對裁判文書大數據的分析，增加了案件的統一性和可預期性。截至2017年底，最高法院一共發布了92個指導性案例，其中涉及知識產權的就有20個。知識產權指導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這種指導性案例為下級法院統一裁判標準提供了依據。

知識產權訴訟案件的特點

知識產權訴訟案件包括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具有如下特點：

1訴訟主體廣泛且復雜

在知識產權訴訟中，權利人、利害關系人都有可能成為訴訟主體。在知識產權民事侵權訴訟中，獨占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單獨向法院提起訴訟；排他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和許可人共同起訴，也可以在許可人不起訴的情況下自行提起訴訟；普通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經許可人明確授權，可以單獨提起訴訟。權利人作為原告向法院起訴主張權利，法院還要核實相關權利是否授權或者轉讓給第三方。審查起訴時，會仔細審查他們之間的許可合同，并會分別情況，確定訴訟主體的資格。

2訴訟法律關系復雜

訴訟主體廣泛意味著訴訟法律關系復雜。侵權訴訟中會出現權屬侵權糾紛以及與第三人合同糾紛并存的情況。例如，甲作家與乙出版社簽訂文學作品出版合同。合同簽訂后，出版社擅自將作品改編為劇本出版發行，后劇本改編人丙又與某影視機構丁簽訂合同，將該劇本拍成電影。這其中既有作家甲與出版社乙之間的出版合同法律關系，又有作家甲與改編人丙之間就改編作品的侵權、權屬法律關系，還有甲與影視機構丁之間的侵權法律關系，另外出版社乙與改編人丙、改編人丙與影視機構丁也有各自的法律關系。這些法律關系縱橫交錯，錯綜復雜。

3爭議焦點多且專業技術性強

知識產權訴訟中，訴訟爭議的焦點多且專業技術性強。侵權訴訟案件審理時，一般首先確認權利歸屬，確定原告是否享有受法律保護的權利以及該權利的范圍；其次，還要核實權利是否對外許可授權、許可授權的方式，確定是否影響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對被告侵權行為的認定上，往往需要法官對侵權標的進行技術上和專業上的比較、判斷，尤其是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和計算機軟件等技術類較強的案件。

4證據復雜，取證和舉證困難

證據是訴訟的核心，由于知識產權客體具有無形的特點，案件爭議焦點多，每個環節都需要提供證據進行證明，且形成證據鏈，因此知識產權訴訟中的證據往往數量多、種類繁雜、專業技術性強，取證和舉證都比普通民事案件困難。例如，侵權訴訟中，侵權方的生產規模、侵權獲利情況均難以取證。

5侵權形式多樣

知識產權客體的非物質性，使得權利人無法以有形控制的占有形式來排除他人對自己權利的侵害。侵犯知識產權并不表現為侵權人剝奪了權利人的智力成果，而表現為侵權人在無法律依據而又未獲得權利人授權的情況下使用了該智力成果。面對不同種類的知識產權，又有不同的侵權形式。例如，我國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共列舉了6種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形式，我國著作權法共規定了15種侵犯著作權的形式。由于商標權和著作權具有不同的法律特征，這兩類侵權行為的形式雖然都如此之多，但實際卻是完全不同的。

6賠償數額難以計算

由于知識產權具有無形的特點，其價值往往難以具體計算。例如在侵權糾紛案件中，確定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與侵權人的違法所得通常需要多個參數。通常情況下，難以查明所有參數的準確數值，例如：被告侵權品的銷售價格是能夠準確查明的，特定商品的社會平均利潤率是能夠大致查明的，而被告實際生產銷售侵權品的數量是難以查明的。又如在商標侵權中，一件商標在侵權人所銷售產品中所占比重的大小難以確定。因此，知識產權賠償額難以計算。

知識產權的侵權損害賠償

知識產權民事訴訟中，其中90%以上是侵權糾紛，侵權糾紛案件的重點之一是確定侵權賠償數額。上面已經講到受知識產權財產性質無形性的影響，又存在對實際損失或者違法所得取證難、舉證難的問題，所以知識產權賠償數額是司法實務中的難點，下面從幾個方面談一下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確定。

1損害賠償的目的

損害賠償的目的在于彌補權利人的損失，制止侵權人再次侵權，有效遏制未來潛在侵權行為的普遍發生。在確定損害賠償數額時，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既考慮個案中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也考慮同一侵權人類似侵權行為被起訴的概率，綜合確定損害賠償的數額。

2損害賠償的計算依據

損害賠償的計算依據是客觀的市場價格。無論是立法還是法院均鼓勵當事人舉證及參照有關標準等多種方法盡力查明客觀的市場價格。當客觀的市場價格確實難以查明時，可以在釋明的前提下，通過舉證責任轉移、妨礙舉證等方法進行司法定價。

3確定損害賠償數額的方法

現有的四部知識產權專門法律（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方法均有明確規定。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方法有四種：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最高限額以下（其中專利案件中還有最低限額1萬以上的要求）的法定賠償。這四種方法適用具有順位要求，順序上依次為：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法定賠償。適用前順位方法時，排除后順位方法的適用。

實務中審查侵權人違法所得時，侵權人對于涉案侵權行為的自行宣傳以及中立的第三方對于涉案侵權行為的宣傳，應當作為侵權人違法所得的證據。侵權人否定該證據應當提交充分的相反證據。侵權人未能提交充分的相反證據，僅以商業宣傳中具有夸大因素為由否定宣傳證據的，不應支持。

法律及法院均鼓勵權利人提交涉案權利以涉案侵權方式合法使用的正常許可費的證據材料。權利人能夠提交許可合同及實際履行證據的，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法院應當作為判決的依據。

雖然法律規定了四種確定損害賠償的方法，但實踐中，由于知識產權的無形性，訴訟中，權利人往往對于實際損失或者違法所得面臨取證難、舉證不到位的難題，而許可費在實踐中也很少提供。所以，適用法定賠償的方式確定賠償額是最主要的方式。法院適用法定賠償確定損害賠償數額的考量因素主要包括權利性質、類型、使用價值、社會價值、獲獎情況、社會影響；侵權行為的方式、手段，持續時間、影響范圍，商業性使用的程度、與侵權目的的關聯與配合程度；重復侵權情況，大規模侵權情況以及惡意侵權情況等。對于惡意侵權、大規模侵權及重復侵權等情節嚴重的侵權行為應當實施懲罰性賠償。

4法定賠償與法定限額以上確定賠償額的區別

四種確定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數額的方法中，權利人損失、違法所得及許可使用費均無法適用的情況下，法院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會提及“侵權所獲利潤及因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法院將根據涉案權利的實際使用情況、侵權情節、主觀過錯程度等因素酌情確定經濟損失的支持數額”。這種方式即法定賠償，法律也規定了法定賠償的最高限額，例如專利法第65條明確規定了最高一百萬元的法定賠償標準。

法定賠償有最高額的限定，但是實踐中也經常出現一種情況，就是在無法查明“侵權所得”或者“權利人損失”的實際數額，但根據具體案情又有證據可以確定侵權人違法所得或者權利人損失遠遠超過法定賠償上限。這種情況下法院如果仍然以權利人舉證不能為由，機械按照法定賠償的方式確定賠償額，即在法定賠償最高數額以下進行判決，明顯會造成賠償額過低，無法彌補權利人的損失，客觀上也縱容了侵權，這是極不公平的。因此，在法定賠償數額以上進行判決十分必要。例如，在某專利侵權案中，原告無法證明自己的實際損失和許可費用，就以被告侵權所得來主張賠償，要求賠償1000萬元，但無法提供充分證據。這時候，正常程序是轉為法定賠償法確定賠償數額，但是，被告在抗辯的舉證中為了否定自己盈利沒有達到1000萬元，暴露出盈利600萬元以上的信息，這時如果法院機械依照法定賠償最高100萬計算，也明顯有失公平。被告的侵權盈利在600萬元之上，法院自然可以以此為依據結合其他證據確定一個等于或者大于600萬元的最終判賠額。

這種計算方法是在法定賠償上限之上進行酌定，經常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法定賠償”，并且法官在酌定具體數額時又會結合“實際情況、侵權情節、主觀過錯程度等因素”綜合確定，明顯又契合“法定賠償”的計算思路，因此認為是“法定賠償”。實際上，這種計算方法，已經超出“法定賠償”的限定。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宋曉明在撰寫的《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政策導向與著力點》（載《人民司法·應用》2015年第13期）一文中指出：要強化裁量性賠償方法的適用，提倡在一定事實和證據的基礎上，根據案情運用裁量權酌定公平合理的賠償數額。這是一種根據損失或者獲利確定損害賠償數額的方法，不是法定賠償，不受法定賠償限額的限制。特別是，當有證據證明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超過法定賠償的最高限額時，要積極采用裁量性賠償方法提高損害賠償數額。因此上述案例中本質上是一種按照“侵權人獲利”方法確定的賠償數額，而不是法定賠償。

5法定限額以上確定賠償額適用的前提

對突破限額的賠償方式的性質界定和具體適用，實踐中也經歷了一個逐步認識和厘清的過程，最終是通過最高法院的相關政策性文件、領導講話和個案裁判予以了明確。

最高法院在2009年4月21日發布的《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第16條規定：“積極引導當事人選用侵權受損或者侵權獲利方法賠償，盡可能避免簡單適用法定賠償方法。對于難以證明侵權受損或侵權獲利的具體數額，但有證據證明前述數額明顯超過法定賠償最高限額的，應當綜合全案的證據情況，在法定最高限額以上合理確定賠償額。”這一規定為各級法院在具體知識產權案件處理中，突破法定最高限額來確定賠償額提供了指引和依據。

2013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領導在第三次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有一定的證據能夠證明實際損失或侵權獲利超過或者低于法定賠償數額，但該實際損失或侵權獲利又確無證據精確證明時，可以在法定賠償的最高額以上或者最低額以下適當酌定賠償數額。上述酌定賠償不是在適用法定賠償，仍屬于實際損失或侵權獲利的確定，不能因法定賠償中有酌情考慮就將上述酌定賠償混同于法定賠償。再如，侵權產品的數量已經確定，但利潤難以精確查明時，可以參考同類或類似產品的平均單位利潤酌定該侵權產品的單位利潤，并計算出侵權獲利的數額，上述過程雖有酌定，但仍屬于侵權獲利數額的確定，而非適用法定賠償。”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于2016年7月7日在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暨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推進會上的講話指出：“要善于運用根據具體證據酌定實際損失或侵權所得的裁量性賠償方法，引導當事人對于損害賠償問題積極舉證，進一步提高損害賠償計算的合理性。權利人提供了用以證明其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違法所得的部分證據，足以認定計算賠償所需的部分數據的，應當盡量選擇運用酌定賠償方法確定損害賠償數額。”

上述文件及講話均強調在法定限額以上賠償方式適用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證據能夠證明實際損失或侵權獲利超過法定賠償數額，要求當事人積極舉證。

能夠查明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的部分參數時，應當盡量利用裁量性賠償方法確定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而不是直接適用法定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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