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銷售假藥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制造、銷售假藥罪一案被告人宮××委托，指派我們擔任其辯護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履行辯護職責，現根據法庭調查查明的事實，依據有關法律規定，發表以下辯護意見：

辯護人注意到，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宮××犯制造、銷售假藥罪，原在案件偵查階段偵查機關對宮××采取強制措施時，宮××涉嫌的是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辯護人還注意到，在昨天的庭審調查當中，包括庭審調查以前，審判長征求宮××對起訴書的意見時，宮××認罪，承認自己知道或應當知道受委托代為加工的是藥品。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宮××的行為確實是應當受到否定性評價的行為，但是，其行為是否應當受到刑法上的否定性評價，還需要結合宮××所涉嫌的罪名的法定構成要件來進行分析。從這個角度來講，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宮××的行為不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也不構成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

一、被告人宮××的行為不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

(一)被告人宮××不具有生產、銷售假藥的主觀故意

1、對被告人宮××不利的幾份言辭證據

盡管宮××自己承認接受委托加工的是藥品，但是，對刑事案件事實的認定不能僅聽取被告人的供述，應當結合全案的證據來進行分析。從本案的證據來看，對被告人宮××不利的證據，一是被告人于金勇的供述，二是被告人王曉春的供述，三是郭煥洲的證言，但是，于金勇的供述和王曉春的供述之間，以及于金勇的供述和郭煥洲的證言之間均存在許多矛盾，互相不能印證，無法證明他們當時已經告訴過宮××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藥片。具體而言：

(1)證人郭煥洲稱他一個人去淄博找宮××聯系加工心可舒藥片時，宮××問他提供的藥品配方是不是治療心血管病的，但這些都只是郭煥洲單方面的說法，宮××未供述，因此不能證實。

(2)郭煥洲稱他和于金勇一起去淄博找宮××時，宮××問他們是不是要生產心可舒顆粒，于金勇也曾告訴宮×ד我們想自己生產心可舒”，但對此于金勇未予證實，宮××未供述，因此不能證實。

(3)被告人于金勇當庭供述郭煥洲自己一個人去淄博找宮××聯系加工藥片回來后，郭煥洲曾告訴過自己他已經明確告知宮××要求加工的是心可舒藥片，但辯護人認為，即使于金勇的供述屬實，也只是一份傳來證據，證明力有限，況且郭煥洲本人并未證實他從淄博回來后曾這樣告訴過于金勇。

(4)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郭煥洲去淄博與宮××商談，提及加工價格時于金勇曾告訴宮××中藥廠的生產成本不到2元錢一盒帶包裝，以及宮××曾答應連包裝一塊給弄著，郭煥洲未證實，宮××未供述。

(5)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們提供給宮××的產品配方、工藝上寫有“心可舒”字樣，經審理查證不屬實。

(6)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王曉春去淄博××找宮××交定金和拉藥片時，宮××曾拿出一些他們廠生產的心可舒膠囊和心可舒片給他們看，但是，第一，淄博××從未生產過這些產品。第二，王曉春未證實上述事實，宮××也未供述。

(7)于金勇供稱他和王曉春曾經給宮××傳真過沃華心可舒片的藥品檢驗報告，偵查階段于金勇供述藥品檢驗報告是王曉春通過偉力藥業原同事搞到的，被告人王曉春否認，稱自己不清楚檢驗報告的來源，法庭審理階段被告人于金勇不能說清檢驗報告的來源，而王曉春供述自己并沒有見到于金勇給宮××傳真過檢驗報告，也沒有同于金勇一起傳真過檢驗報告。同時，結合××制藥質檢科科長李俊田的證言，證實產品檢驗是依據片劑通用標準進行的，這與宮××的供述相符，因此，于金勇等人給宮××傳真過沃華心可舒檢驗報告的事實不能認定。

2、關于宮××在受委托加工過程中的違規行為

關于宮××在組織加工過程中收取加工費沒有為于金勇打收條，或打了收條未簽名，沒有辦理委托加工審批手續、沒有保存檢驗記錄、工序傳遞卡等事實，僅能證明業務操作上的不規范，有違規行為，由此不能必然得出宮××明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或其他藥品的結論。

3、關于宮××能否通過郭煥洲、于金勇提供的配方工藝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

辯護人認為，基于以下事實和理由，宮××未必能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藥品：

(1)配方工藝上未寫明產品名稱。

(2)郭煥洲、于金勇聯系加工時聲稱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

(3)根據衛生部規定，配方當中的五種中藥材均為“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或“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事實上，保健食品當中是可以含有中藥材的，而且絕大多數保健食品當中都含有中藥材，這些中藥材限于無毒副作用的中藥材，也就是衛生部規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和“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關于這一點，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都是有所了解的。也就是說，中藥材不僅可以用來制藥，也可以用來制造保健食品，叫做“含藥保健食品”。因此從配方原料本身不能區分委托加工品種是藥品還是保健品。

(4)雖然他人曾借用××制藥名義和資質向國家藥審部門上報過心可舒濃縮丸、心可舒分散片兩個品種，但不能因此就認定宮××能夠判斷受委托加工的產品配方工藝屬于心可舒，理由是，一、以××制藥名義申報的心可舒濃縮丸、心可舒分散片在山楂的提取工藝上都和衛生部、山東省藥品標準規定一致，即將山楂用乙醇浸泡后全部提取其有效成份入藥，而于金勇、郭煥洲等人提供給宮××的產品制作工藝，在山楂提取工藝上是三分之一的山楂粉碎后直接入藥，未經乙醇浸泡和提取。熟悉中藥制作的人都知道，制作工藝常常是決定藥品實質區別的一個因素。同樣的原料和配方，在不同的制作工藝條件下，可以造出不同的兩種藥品，也可以造出保健品。前者如藥典中記載的以穿心蓮為唯一配方原料，在三種不同的制作工藝下，可以分別生產出“穿心蓮片”、“炎得平片”、“穿心蓮內酯片”三個不同的中藥品種，后者如以螺旋藻為唯一配方原料，在不同的生產工藝下，可以生產出作為藥品的“螺旋藻膠囊”，也可以生產出作為保健食品的“螺旋藻片”，因此，在制作工藝不同的情況下，單純配方相同不是區分藥品品種，也不是區分藥品和保健品的可靠依據，宮××盡管是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制藥工程師，從這個對山楂不是提取而是粉碎的工藝當中無法識別這就是心可舒藥片的制作工藝。二、雖然這兩個品種的配方與心可舒片大體相同，但畢竟這兩個上報品種××和宮××并未參與研制，只是在產品研制成功后，宮××作為××的總工程師在有關申報材料上簽字，而且這是2005年上半年的事，在此前后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藥業以同樣方式上報的品種達40多個，在這種情況下，事隔一年多之后，在郭煥洲、于金勇等人來聯系加工時，要求宮××還能記住其中某個曾經上報品種的配方，確系強人所難，也是不合情理的。

(5)配方工藝上雖寫有“主治”、“處方”等字樣，但如此表述并不必然證明委托加工的是藥品。因為在2001年《藥品管理法》頒布實施之前，我國的保健品市場管理相當混亂，許多保健品，比如曾名動一時的“三株口服液”、“三株賦新康”等，雖然都是食品衛生批號，但都在其產品包裝、廣告媒體上公然進行治療功效宣傳，“三株口服液”宣稱其對腸胃疾病有治療效果，“三株賦新康”宣稱其對各種癌癥有輔助治療作用。這種混亂情況一直延續到《藥品管理法》頒布實施后一段時間才得到有效遏制，隨著國家對保健品市場整治力度的加大，到2006年至2007年本案發生時，保健食品在其產品包裝上公然宣傳療效的情況已經基本消失了，但不能排除此前的一些有療效描述的保健品配方工藝資料流傳下來。因此，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在委托方聲稱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的情況下，存在于配方工藝資料上的“主治”、“處方”等字眼不足以使宮××作出委托加工產品系藥品的判斷。

4、××制藥張惠玲、黃麗、李俊田等證人證言，以及辯護人從淄博××藥業財務部調取的現金收入帳，均可證明被告人宮××接受的是一筆保健品外加工業務。

綜合以上事實和證據，不能應當認定被告人宮××具有生產、銷售假藥的犯罪故意。

一、被告人宮××的行為不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

(一)被告人宮××不具有生產、銷售假藥的主觀故意

1、對被告人宮××不利的幾份言辭證據

盡管宮××自己承認接受委托加工的是藥品，但是，對刑事案件事實的認定不能僅聽取被告人的供述，應當結合全案的證據來進行分析。從本案的證據來看，對被告人宮××不利的證據，一是被告人于×勇的供述，二是被告人王×春的供述，三是郭×洲的證言，但是，于×勇的供述和王×春的供述之間，以及于×勇的供述和郭×洲的證言之間均存在許多矛盾，互相不能印證，無法證明他們當時已經告訴過宮××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藥片。具體而言：

(1)證人郭×洲稱他一個人去山東某制藥企業找宮××聯系加工心可舒藥片時，宮××問他提供的藥品配方是不是治療心血管病的，但這些都只是郭×洲單方面的說法，宮××未供述，因此不能證實。

(2)郭×洲稱他和于×勇一起去山東某制藥企業找宮××時，宮××問他們是不是要生產心可舒顆粒，于×勇也曾告訴宮×ד我們想自己生產心可舒”，但對此于×勇未予證實，宮××未供述，因此不能證實。

(3)被告人于×勇當庭供述郭×洲自己一個人去找宮××聯系加工藥片回來后，郭×洲曾告訴過自己他已經明確告知宮××要求加工的是心可舒藥片，但辯護人認為，即使于×勇的供述屬實，也只是一份傳來證據，證明力有限，況且郭×洲本人并未證實他回來后曾這樣告訴過于×勇。

(4)被告人于×勇供述他和郭×洲去與宮××商談，提及加工價格時于×勇曾告訴宮××中藥廠的生產成本不到2元錢一盒帶包裝，以及宮××曾答應連包裝一塊給弄著，郭×洲未證實，宮××未供述。

(5)被告人于×勇供述他們提供給宮××的產品配方、工藝上寫有“心可舒”字樣，經審理查證不屬實。

(6)被告人于×勇供述他和王×春去山東某制藥企業找宮××交定金和拉藥片時，宮××曾拿出一些他們廠生產的心可舒膠囊和心可舒片給他們看，但是，第一，山東某制藥企業從未生產過這些產品。第二，王×春未證實上述事實，宮××也未供述。

(7)于×勇供稱他和王×春曾經給宮××傳真過沃華心可舒片的藥品檢驗報告，偵查階段于×勇供述藥品檢驗報告是王×春通過偉力藥業原同事搞到的，被告人王×春否認，稱自己不清楚檢驗報告的來源，法庭審理階段被告人于×勇不能說清檢驗報告的來源，而王×春供述自己并沒有見到于×勇給宮××傳真過檢驗報告，也沒有同于×勇一起傳真過檢驗報告。同時，結合淄博某制藥企業質檢科科長李俊田的證言，證實產品檢驗是依據片劑通用標準進行的，這與宮××的供述相符，因此，于×勇等人給宮××傳真過沃華心可舒檢驗報告的事實不能認定。

2、關于宮××在受委托加工過程中的違規行為

關于宮××在組織加工過程中收取加工費沒有為于×勇打收條，或打了收條未簽名，沒有辦理委托加工審批手續、沒有保存檢驗記錄、工序傳遞卡等事實，僅能證明業務操作上的不規范，有違規行為，由此不能必然得出宮××明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或其他藥品的結論。

3、關于宮××能否通過郭×洲、于×勇提供的配方工藝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

辯護人認為，基于以下事實和理由，宮××未必能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藥品：

(1)配方工藝上未寫明產品名稱。

(2)郭×洲、于×勇聯系加工時聲稱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

(3)根據衛生部規定，配方當中的五種中藥材均為“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或“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事實上，保健食品當中是可以含有中藥材的，而且絕大多數保健食品當中都含有中藥材，這些中藥材限于無毒副作用的中藥材，也就是衛生部規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和“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關于這一點，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都是有所了解的。也就是說，中藥材不僅可以用來制藥，也可以用來制造保健食品，叫做“含藥保健食品”。因此從配方原料本身不能區分委托加工品種是藥品還是保健品。

(4)雖然他人曾借用山東某制藥企業名義和資質向國家藥審部門上報過心可舒濃縮丸、心可舒分散片兩個品種，但不能因此就認定宮××能夠判斷受委托加工的產品配方工藝屬于心可舒，理由是，一、以山東某制藥企業名義申報的心可舒濃縮丸、心可舒分散片在山楂的提取工藝上都和衛生部、山東省藥品標準規定一致，即將山楂用乙醇浸泡后全部提取其有效成份入藥，而于×勇、郭×洲等人提供給宮××的產品制作工藝，在山楂提取工藝上是三分之一的山楂粉碎后直接入藥，未經乙醇浸泡和提取。熟悉中藥制作的人都知道，制作工藝常常是決定藥品實質區別的一個因素。同樣的原料和配方，在不同的制作工藝條件下，可以造出不同的兩種藥品，也可以造出保健品。前者如藥典中記載的以穿心蓮為唯一配方原料，在三種不同的制作工藝下，可以分別生產出“穿心蓮片”、“炎得平片”、“穿心蓮內酯片”三個不同的中藥品種，后者如以螺旋藻為唯一配方原料，在不同的生產工藝下，可以生產出作為藥品的“螺旋藻膠囊”，也可以生產出作為保健食品的“螺旋藻片”，因此，在制作工藝不同的情況下，單純配方相同不是區分藥品品種，也不是區分藥品和保健品的可靠依據，宮××盡管是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制藥工程師，從這個對山楂不是提取而是粉碎的工藝當中無法識別這就是心可舒藥片的制作工藝。二、雖然這兩個品種的配方與心可舒片大體相同，但畢竟這兩個上報品種山東某制藥企業和宮××并未參與研制，只是在產品研制成功后，宮××作為山東某制藥企業的總工程師在有關申報材料上簽字，而且這是2005年上半年的事，在此前后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山東某制藥企業以同樣方式上報的品種達40多個，在這種情況下，事隔一年多之后，在郭×洲、于×勇等人來聯系加工時，要求宮××還能記住其中某個曾經上報品種的配方，確系強人所難，也是不合情理的。

(5)配方工藝上雖寫有“主治”、“處方”等字樣，但如此表述并不必然證明委托加工的是藥品。因為在2001年《藥品管理法》頒布實施之前，我國的保健品市場管理相當混亂，許多保健品，比如曾名動一時的“三株口服液”、“三株賦新康”等，雖然都是食品衛生批號，但都在其產品包裝、廣告媒體上公然進行治療功效宣傳，“三株口服液”宣稱其對腸胃疾病有治療效果，“三株賦新康”宣稱其對各種癌癥有輔助治療作用。這種混亂情況一直延續到《藥品管理法》頒布實施后一段時間才得到有效遏制，隨著國家對保健品市場整治力度的加大，到2006年至2007年本案發生時，保健食品在其產品包裝上公然宣傳療效的情況已經基本消失了，但不能排除此前的一些有療效描述的保健品配方工藝資料流傳下來。因此，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在委托方聲稱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的情況下，存在于配方工藝資料上的“主治”、“處方”等字眼不足以使宮××作出委托加工產品系藥品的判斷。

4、山東某制藥企業張惠玲、黃麗、李俊田等證人證言，以及辯護人從山東某制藥企業藥業財務部調取的現金收入帳，均可證明被告人宮××接受的是一筆保健品外加工業務。

綜合以上事實和證據，不能應當認定被告人宮××具有生產、銷售假藥的犯罪故意。

(二)涉案產品不符合“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犯罪構成客觀要件

根據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的規定，生產、銷售假藥罪是生產、銷售假藥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行為。生產、銷售假藥罪是危險犯，生產、銷售的假藥“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是構成該罪的必要條件。“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是一個客觀標準，如何掌握該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有明確規定，即：“生產、銷售的假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的‘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一)含有超標準的有毒有害物質的;

(二)不含所標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貽誤治療的;

(三)所標明的適應癥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可能造成貽誤治療的;(四)缺乏所標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從《解釋》的規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對“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界定采用的是實質危害標準。被告人宮××受委托加工的這些藥品，按照《藥品管理法》的規定，屬于擬制的“假藥”，即“以假藥論”的藥品，這種藥不一定能危害人體健康，更不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相反，根據國家認可的藥品檢驗機構檢驗，宮××受委托加工的這批藥品是合格的，各項檢驗指標都符合國家藥品檢驗標準的規定，不存在危及人體健康的因素。同時，根據《解釋》的規定，生產、銷售的假藥是否“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應當經省級以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藥品檢驗機構鑒定，出具鑒定結論，本案當中，偵查和公訴機關都沒有委托法律規定的鑒定機構進行鑒定，現在無法做出被告人宮××受委托加工的藥品“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結論。至于公訴人在法庭辯論當中所強調的心可舒是在狐貍場包裝的事實，因為宮××并未參與包裝，對產品其他被告人如何包裝、在何處包裝宮××無法預見也無法決定，當然不能由宮××承擔責任。因此，不能認定被告人宮××受委托組織加工的這批藥品符合刑法規定的“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這一犯罪構成客觀要件。

綜上，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宮××的行為不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

三、辯護結果

2008年10月27日，法院作出判決，全部采納了我們提出的本案被告人不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的辯護意見，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人宮××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

以上就是律聊網小編對于生產，銷售假藥的相關知識的介紹，而且是會國家的秩序產生一定的影響，另外還是會列入定罪的行列，所以我們最好從事合法正當的行業，不可做違法的事情，如果還有其他任何的問題，隨時歡迎來咨詢律聊網的相關知識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