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折角核對印鑒的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

案情簡介

一、2010年2月22日，順凱公司到三角路支行開立單位銀行結算賬戶并留存了相關的印鑒，雙方簽訂協議，三角路支行承諾，如未按規定對公司銀行結算賬戶信息資料保密，造成開戶資料泄露或資金損失的，將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協議簽訂后，順凱公司兩次劃款存入該賬戶2000萬元。

二、2010年3月22日，順凱公司到三角路支行取款，發現其賬戶下的1992萬元未經許可于2010年2月25日至3月17日，被分別劃至武漢軒海置業有限公司賬戶1607萬元及武漢天琥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賬戶385萬元。

三、武漢農商行向公安局報案，根據刑事判決查明的事實，順凱公司職員朱賀提供公司印鑒印模原件、三角路支行客戶經理李良斌盜印銀行預留印鑒存根，為犯罪分子劉芳等人偽造印鑒等提供便利，對劉芳等人實施、完成資金轉移，達到詐騙目的起到了協助作用。三角路支行的柜面人員在轉款時僅將犯罪分子所持印鑒與順凱公司預留的印鑒進行折角核對，未盡到嚴格的審查義務。

四、2010年4月1日，順凱公司向武漢市中院起訴，要求武漢農商行和三角路支行返還存款2000萬元及相應利息。一審認為，順凱公司未能有效約束職員朱賀，管理好該公司在三角路支行預留的印鑒印模，是造成公司損失的主要原因，應承擔主要責任；李良斌的協助以及三角路支行的柜面人員在轉款時僅將犯罪分子所持印鑒與順凱公司預留的印鑒進行折角核對，未盡到嚴格的審查義務，對順凱公司的損失存在一定過錯，判決三角路支行對順凱公司1992萬元的資金損失承擔30%的賠償責任。

五、后三角路支行更名為積玉橋支行，原、被告均不服判決一審判決，向湖北省高院提起上訴，二審判決積玉橋支行向順凱公司支付存款本金2000萬元及相應利息。積玉橋支行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最高法院判決積玉橋支行對1992萬元扣減先行支付的152.071841萬元剩余本金損失承擔60%的賠償責任并承擔相應利息。

敗訴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以折角核對方法核對印鑒后應否承擔客戶存款被騙取的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規定，“折角核對雖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方法，但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 積玉橋支行未能盡到對順凱公司銀行結算賬戶信息資料保密的義務，其柜面人員折角核對的審查方式亦未有效避免損失發生，對案涉款項被騙劃并導致順凱公司損失方面存在過錯，應對此承擔賠償責任。

敗訴教訓、經驗總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為避免未來發生類似敗訴，提出如下建議：

1、折角核對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方法，但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因此，在遇到類似情況時，客戶可以依此維護自己的利益。

2、作為存款的客戶，也應該提高警惕，對開戶所預留的印鑒等進行妥善保管，以免因自己的疏忽導致印鑒被偽造等情形的發生，從而致使存款被騙，造成財產上的損失。

3、商業銀行對客戶存款負有安全保障義務，該義務既是其合同義務，也是其法定義務。銀行工作人員按照內部規定程序，采用折角核對的方法對印鑒進行核對，是其應盡的義務，但僅僅采取這種方式尚存不足，尤其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越來越多。銀行必須針對這種現狀，不斷改進、提高自己的防偽鑒別能力，建立完善的安全防范制度，以充分保障客戶存款的安全。

相關法律規定

《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條  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

第一百二十四條　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合同，適用本法總則的規定，并可以參照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定。

第一百七十四條　法律對其他有償合同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參照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第三十條　買賣合同當事人一方違約造成對方損失，對方對損失的發生也有過錯，違約方主張扣減相應的損失賠償額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第四十五條　法律或者行政法規對債權轉讓、股權轉讓等權利轉讓合同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和第一百七十四條的規定，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

權利轉讓或者其他有償合同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的規定，再引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以折角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應否承擔客戶存款被騙取的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

折角核對雖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方法，但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

以下為該案在法院審理階段，判決書中“本院認為”就該問題的論述：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本院認為，根據《武漢農村商業銀行單位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協議》第十四條第（二）項約定，積玉橋支行不能向順凱公司兌付全部存款及利息的行為已經構成違約，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違約責任。積玉橋支行稱其已按照折角核對方式盡到審慎審查義務，不應對案涉款項被騙劃導致的損失承擔責任。本院認為，積玉橋支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負有在轉款時對憑證印鑒與銀行預留印鑒是否相符進行核實的義務，且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以折角核對方法核對印鑒后應否承擔客戶存款被騙取的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規定，“折角核對雖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方法，但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雖然積玉橋支行辯稱上述司法解釋中涉及的《銀行結算會計核準手續》已失效，但該司法解釋并未廢止，且該《銀行結算會計核準手續》只是被《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支付結算會計核算手續＞的通知》代替，其中折角核對印鑒的操作方法亦未被廢除，本案中積玉橋支行實際上也是采取此種方式進行核對，故上述司法解釋關于折角核對與存款被騙后責任承擔的認定并不因此失效，原審法院認定上述義務的履行不能作為積玉橋支行承擔責任的免責依據，并無不當，積玉橋支行關于原審就此問題適用法律錯誤的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積玉橋支行應承擔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范圍問題。雖然我國《合同法》就違約責任通常采取嚴格責任原則，即合同一方當事人因違約給對方造成損失的，如果不能舉證證明存在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免責事由，應就其違約給對方當事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根據公平原則，如果守約方對于損失發生也有過錯的，守約方亦應對損害承擔相應的責任，并由此扣減違約方的損失賠償數額。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十條規定：“買賣合同當事人一方違約造成對方損失，對方對損失的發生也有過錯，違約方主張扣減相應的損失賠償數額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本案雖系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但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以及上述司法解釋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法律對其他有償合同沒有規定的，可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故儲蓄存款合同作為銀行以支付利息的方式有償使用儲戶資金的合同類型，亦可適用上述與有過失規則。按照這一規則，順凱公司如對積玉橋支行違約行為給其造成的損失發生也有過錯的，則應對其自身過錯造成的損失部分承擔責任，并相應扣減積玉橋支行應承擔的損失賠償數額。

本案中，相關已生效刑事判決書中查明的事實表明，順凱公司職員朱賀、積玉橋支行工作人員李良斌對于案涉款項被騙劃均負有責任。其中，積玉橋支行在與順凱公司辦理開戶和存款手續后，其工作人員李良斌（客戶經理）將預留的順凱公司印模提供給劉芳，供劉芳用于與朱賀提供的預留印鑒進行比對，并幫助劉芳等人使用私刻的印章，以電匯轉賬方式分五次轉走1992萬元，為劉芳等人騙取案涉銀行存款提供便利。故積玉橋支行未能盡到對順凱公司銀行結算賬戶信息資料保密的義務，其柜面人員折角核對的審查方式亦未有效避免損失發生，對案涉款項被騙劃并導致順凱公司損失方面存在過錯，應對此承擔賠償責任。同時，順凱公司職員朱賀在明知劉芳等人違反國家對金融票據的管理制度，采用偽造的銀行結算憑證騙取他人銀行存款的情況下，仍從本單位偷蓋順凱公司在銀行的預留印鑒交給劉芳等人，使劉芳等人用于偽造印鑒并使用偽造印鑒得以將順凱公司1992萬元存款轉入其他賬戶。此外，為獲取高額利息，順凱公司將2000萬元異地存入積玉橋支行，并在存款的前后幾天內，收取了犯罪分子劉芳支付的109.99萬元高額利息。故順凱公司對其員工管理和預留印鑒的保管方面亦存在過錯，并為謀取高息而對異地存款的危險性存在放任行為，對于案涉款項被騙劃并造成的損失同樣應根據其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案件來源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徐州市順凱商貿有限公司與武漢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漢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玉橋支行因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一案民事判決書[（2014）鄂民二終字第00024號]；最高人民法院，武漢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玉橋支行、武漢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2016）最高法民再231號]。

延伸閱讀

商業銀行對客戶存款負有安全保障義務，該義務既是其合同義務，也是其法定義務。折角核對作為一種核對印鑒的方式，應當得到貫徹執行，以此為客戶的賬戶安全保駕護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以折角核對方法核對印鑒后應否承擔客戶存款被騙取的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規定：“折角核對雖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方法，但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通過對既有案例的檢索和整理，現總結該條規定的適用條件如下：

一、適用前提是客戶的存款被騙取，通常需要待刑事案件偵查結果作出后，方可確定民事責任。（2個案例）

案例1：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北京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壽寺支行與北京江海電氣安裝有限公司、西華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媧城信用社合同糾紛案[（2009）二中民終字第04143號]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以折角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應否承擔客戶存款被騙取的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的內容，銀行以折角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應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本案中，江海公司在其款項被騙取后，向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報案在先，向一審法院起訴在后，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對此案已立案偵查，現仍處于偵查階段，至今尚無結論，故銀行的民事責任現不能確定。江海公司應待刑事案件偵查結果作出后，再根據結果相應主張權利。因本案具有經濟犯罪嫌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之規定，應裁定駁回江海公司的起訴。”

案例2：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劉超訴屈紅艷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北區支行侵害公司利益賠償糾紛一案[（2013）湘高法民再終字第143號]認為，“檢察機關抗訴認為應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以折角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應否承擔客戶存款被騙取的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規定：折角核對雖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方法，但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判定北區支行承擔侵權責任。從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釋文義來看，銀行承擔過錯責任的前提條件是“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但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華億公司的存款被屈紅艷“騙取”，現有證據只能證明劉超與屈紅艷對公司資金使用存在爭議。屈紅艷是華億公司的股東及法定代表人，其用于轉賬的支票是華億公司從北區支行購買的合法支票，不是其偽造、變造的支票，華億公司股東在經營上發生分歧后，只對現金支票進行了托管，對公司轉賬支票并未托管。屈紅艷提供了證據證明其轉出的款項至少有一部分已用于開展公司業務，剩余款項雖然屈紅艷提供的證據尚不能充分證明其已用于開展公司業務，但劉超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屈紅艷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屈紅艷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使用公司支票轉賬，尚不能認定為騙取公司財產的行為，而應認定為一種職務行為。劉超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法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規定，該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起訴屈紅艷，實際上就認可屈紅艷是在執行公司職務。屈紅艷轉賬金額達30余萬，如果華億公司認為其行為是騙取，則涉嫌刑事犯罪，應當遵循刑事訴訟程序解決，在通過刑事訴訟程序確定屈紅艷使用假印鑒騙取公司財產后，再追究金融機構的失職侵權責任。但華億公司至今未進行刑事舉報。因此，認定屈紅艷騙取公司資金尚缺乏證據。由此，依照上述司法解釋追究北區支行對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連帶賠償責任，缺乏事實基礎。”

二、折角核對的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不能以此為由拒絕賠償，而應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5個案例）

案例3：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紹興昌麗家私有限公司與紹興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鑒湖支行、紹興市菲飛羽絨制品廠等企業借貸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4）浙紹商終字第506號]認為，“關于第一個爭議焦點，即紹興銀行應否對昌麗公司的損失承擔侵權責任的問題，本院認為，紹興銀行應對昌麗公司的損失承擔35%的賠償責任。具體理由是：1.本案侵權客體應為昌麗公司的資金所有權。本案中，顧根夫、毛建明合謀商定，以菲飛廠僅將借款用于向銀行轉貸時提供資信證明，無需將該款從帳戶中轉出為由，向原告昌麗公司借款，并由顧根夫事先刻制兩枚印章，其中一枚銀行預留印鑒交由昌麗公司的沈美麗保管，在將昌麗公司的1000萬元的銀行本票入帳后用另一枚印章將款項取出，顧根夫、毛建明對原告昌麗公司實施欺詐行為的事實是明確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十二條第一款“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之規定，顧根夫、毛建明系以欺詐手段取得該銀行本票，故菲飛廠不享有該1000萬元銀行本票的票據權利，也不享有相應的資金所有權。另外，從顧根夫案的刑事判決來看，該刑事判決也認定顧根夫詐騙案的受害人為昌麗公司。故本案1000萬元銀行本票雖已進入菲飛廠的帳戶，但其所有權仍然歸屬于昌麗公司。本案侵權責任糾紛的侵權客體應為昌麗公司所有的1000萬元資金所有權，昌麗公司對于該筆資金損失有權向相關責任主體主張侵權責任；2.紹興銀行在辦理案涉資金結算業務中存有過錯，且過錯與昌麗公司的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本案中，毛建明使用事先刻制的與銀行預留印鑒卡上不一致的“顧根夫印”名章，將劃入菲飛廠銀行帳戶內的上述1000萬元資金轉出，紹興銀行在經辦上述業務過程中，采用折角核對方式予以審核但未能有效識別出規格特征和細節特征明顯差異、重疊比對兩者不能重合的偽造“顧根夫印”印章，其過錯明顯，銀行的這一過失行為客觀上給顧根夫的詐騙犯罪行為開了方便之門，如果銀行審查把關嚴格，犯罪也就不能得逞，銀行的過失行為與昌麗公司的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內在的、必然的因果聯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以折角核對印鑒應否承擔客戶存款被騙取的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規定，“折角核對雖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方法，但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章，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以此核對方法核對印簽未發現存在的問題而造成客戶存款被騙取的，銀行有過錯，應當對不能追回的被騙款項承擔民事責任”，故上訴人紹興銀行不能以已盡折角核對審核義務為由主張免除自身責任，其應對昌麗公司不能追回的款項承擔賠償責任；3.紹興銀行應承擔與其過錯程度相適應的民事責任。本案中、顧根夫、毛建明的欺詐行為與紹興銀行的過失行為相結合造成了昌麗公司的損失，顧根夫、毛建明與紹興銀行沒有共同的意思聯絡，其欺詐行為及過失行為分別構成損害結果的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故本案屬無意思聯絡的數人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情形。《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二條規定：“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上述規定并結合紹興銀行的過錯程度及本案實際情況，酌情確定由被告紹興銀行對原告昌麗公司未能追回的損失承擔35%的賠償責任，被告毛建明、顧根夫承擔65%的賠償責任。由于被告毛建明作為個人獨資企業菲飛廠的投資人及實際負責人，其意志影響到公司的行為，故菲飛廠應與毛建明、顧根夫對原告昌麗公司的損失在65%的賠償責任范圍內互負連帶責任。”

案例4：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王偉英、王劍悟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諸暨支行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5）浙紹商終字第582號]認為，“本院認為，尚昊公司在上訴人處開設賬戶，雙方形成儲蓄存款合同關系，現兩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承擔相應違約責任，賠償存款損失，亦是基于上述合同關系，故本案應為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六條規定，商業銀行應當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任何單位和個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對個人儲蓄存款，商業銀行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查詢、凍結、扣劃，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五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應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制定本行的業務規則，建立、健全本行的業務管理、現金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儲蓄管理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儲蓄機構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侵犯儲戶合法權益，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上述規定，商業銀行對客戶存款負有安全保障義務，該義務既是其合同義務，也是其法定義務，商業銀行應建立完善的安全防范制度，充分改進、提高自身防偽鑒別能力，保障客戶存款安全。上訴人工作人員雖按內部規定程序，采用折角核對的方法進行核對，但未能有效識別出轉賬支票上尚昊公司的印文與銀行預留印鑒不符，從而導致錯誤付款，應賠償尚昊公司存款損失。關于上訴人提出的幾方面上訴理由，第一，關于經辦人張婉清身份問題，經辦人雖為尚昊公司大額交易有權確認人，但轉賬劃款業務的根本依據是印簽相符，換言之，上訴人如適格履行印鑒審核職責，亦不致錯誤付款發生。上訴人主張的經辦人其他身份更非轉賬劃款依據，因此其該項上訴理由不能成立。第二，關于轉賬劃款是否經過尚昊公司授權，上訴人就此提供的相關證言、筆錄、短信等證據，均系案外人陳述或形成，相應內容被上訴人及尚昊公司均不認可，且按上訴人陳述或主張相關案外人亦與涉案款項存在利益關聯，故不能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轉賬劃款經辦人與尚昊公司之間如有債權債務糾紛，可另行解決。此外，上訴人網上對賬系統中，雖然2011年7月、8月、9月的對賬結果顯示“印簽相符、余額相符、對賬完成”，但因轉賬劃款后尚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女兒趙某即與經辦人在上訴人處就此發生爭議，且此后尚昊公司也向上訴人發送了相關異議函件，故上述對賬系統內容不足以證明尚昊公司認可轉賬劃款。第三，關于尚昊公司是否存在損失，尚昊公司與上訴人之間系儲蓄存款合同關系，上訴人錯誤付款致尚昊公司賬戶內金額減少，其損失已然客觀存在。至于尚昊公司與款項轉入方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與本案儲蓄存款合同系兩項不同法律關系，不能作為上訴人抗辯其本案合同義務的依據。第四，關于被上訴人與尚昊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借貸關系問題，因債權轉讓不以支付對價為生效要件，故被上訴人是否已經支付對價、其與尚昊公司是否存在借貸關系，均不影響其受讓債權的效力，因此本院在本案中對該項問題不再評判。尚昊公司將其相應債權讓與被上訴人行使，不違反法律規定，依法應當予以支持。綜上，上訴人違反了儲蓄存款合同義務，應向被上訴人承擔賠償責任。”

案例5：海南省海口市新華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訴交通銀行海南分行存款被冒領損害賠償糾紛一審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5年第1期（總第42期）]認為，“原告建筑公司在被告海南交行處開戶存款，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明確。海南交行既然接受了建筑公司的存款，就有義務保障該存款的安全。建筑公司的存款現已被他人冒領，說明海南交行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是有過錯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二款的規定，海南交行對建筑公司被冒領的65.7萬元存款，以及該存款按活期存款利率應得的利息，給予賠償。折角核對是現行《銀行結算會計核算手續》規定的鑒別印章真偽方法。該規定屬于銀行內部規定，只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隨著科技的發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越來越多。銀行必須針對這種現狀，不斷改進、提高自己的防偽鑒別能力，以充分保障客戶存款的安全。如果銀行在不斷提高自己的防偽鑒別能力時自愿接受客戶的存款，這些存款一旦被他人以偽造的印章冒領，銀行必須承擔賠償責任。被告海南交行以其工作人員已經按照規定履行了折角核對的工作制度，沒有發現印章是偽造的，對存款被冒領主觀上沒有過錯為由，拒絕承擔賠償責任，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6：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永年縣名關騰飛物資經銷處與中國建設銀行河北省永年縣支行存單糾紛上訴案[（2000）經終字第64號]認為，“經銷處在永年建行開立賬戶并存入1000萬元，永年建行為經銷處出具了進賬單，雙方形成的存款關系真實、合法、有效，永年建行有義務保證存款安全并保證隨時兌付經銷處存款。對經銷處大額存款被犯罪嫌疑人用非經銷處預留印鑒冒領，永年建行存在審查印鑒不嚴的過錯，應對存款的流失承擔賠償責任。永年建行應當首先兌付經銷處存款，然后再通過公安機關追索贓款。本案犯罪嫌疑人共從經銷處賬戶上冒領938萬元，其中690萬元已經返還給經銷處（經銷處從王江龍手中獲得140萬元，公安機關退給經銷處贓款550萬元）。對仍在經銷處賬戶中的存款62萬元，永年建行已先后分兩次向經銷處兌付57萬元（第一次兌付47萬元，第二次兌付10萬元）。上述款項合計，經銷處已實際收回資金747萬元，此款應在永年建行履行兌付義務時扣除，對經銷處沒有收回的剩余款項253萬元本金，永年建行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鑒于經銷處在辦理工商、稅務及在永年建行開立賬戶手續時，沒有審慎選用委托人，其委托人也正是利用了掌握經銷處開立賬戶和存款的有關情況，加之永年建行審查不嚴，致使存款被犯罪嫌疑人冒領，經銷處亦應對引起本案訟爭承擔相應的責任。”

案例7：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鎮江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與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豐樂路支行、張勁書銀行結算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4）皖民二終字第00370號]認為，“本案中，鎮江二建安徽分公司在銀行開戶留存備案的印鑒應是徽行滁州支行代其劃款的重要憑證和依據，但徽行滁州支行的工作人員未能發現徽商銀行業務委托書上所蓋印鑒系偽造，致使鎮江二建安徽分公司在徽行滁州支行2410101021000189281賬戶的銀行存款118.24萬元被張勁書使用偽造的印鑒轉至其個人賬戶，至今未予追回。徽行滁州支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其通過銀行信用提供支付結算服務，應當負有較高注意義務，以保障客戶資金安全及客戶對銀行的信賴。雖然徽行滁州支行在原審提供了涉案兩筆轉賬的驗印記錄，但該驗印記錄系其單方制作的一種內部要求，無論是折角核對還是電子驗印，都僅對銀行工作人員有約束作用。徽行滁州支行以此方法核對印鑒未發現存在問題，并造成鎮江二建安徽分公司銀行存款損失，這表明徽行滁州支行存在重大過錯，即未盡到涉案《單位銀行結算賬戶管理協議》約定的保障賬戶存款資金安全的義務，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的規定，徽行滁州支行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